清代官经，最上心法是“多磕头，少说话”。所谓少说话，是连奉承话也不要胡乱多讲，因为人主和平民一样，也每用屁股思考，不妨把拍马屁想象为拍人家的脑袋，便知当慎之又慎了。明代嘉靖皇帝，去湖北探视父亲的陵寝，路过河南。时在河南做官的胡缵宗写了一首迎驾的颂诗，若干年后被人告发，几乎兴成大狱。这首诗的最后一句，是“湘竹英皇泪不磨”，用的是舜帝南巡的典，来恭维嘉靖。但胡瓒宗忘了，舜帝南巡，死在苍梧之野，就没回来呀，嘉靖说他诅咒，难道冤枉他了吗？

　　胡瓒宗也算是有些学问的人，稍一马虎，换来四十大板，寻常的顺民，当知戒惕。写颂诗谀文，实有风险，应该留给有学问的人去做。雍正时的大官邹汝鲁，写《河清颂》，用了《尚书》里的典，不料雍正不喜反怒，几乎杀掉邹汝鲁，逼得他只好承认“臣实不曾读过尚书”。没读过《尚书》，你写什么《河清颂》呀！那时不像现在，学者谀时颂圣，出了纰漏，顶多大家笑一场，古代人际关系紧密，对方的屁股不舒服，你的屁股便有血肉横飞之虞。　　那么，古代专制社会的愚民政策，是否遇到两难呢？一方面，要尽量把教育限制为训练；另一方面，又需要顺民的表态。我想，古人有自己的解决之道，便是强调社会分工，或叫“本分”。人们各依身份，用各自的方式表达恭顺。识字不多的人，本分是望尘舞拜，至于写诗弄文，最好想也不要想。　　王肇基是直隶平乡县人，念过两本书，做过几种杂役，后来带着母亲和妻子，流寓在山西介休，生计无着，很是愁闷。乾隆十六年，他生出个主意，到衙门献了一首恭颂皇太后万寿的诗联，不想惹下大祸。他这首诗做得俚鄙不堪，也还罢了，后面又附了些话，被定为“妄议国家事务”，下在狱里。

　　可怜王肇基，老老实实地供称：“如今是尧舜之世，我何敢有一字讪谤？实是我一腔忠心，要求皇帝用我，故将此心里想着的事，写成一篇，来呈献的。至于论那孔孟程朱的话，亦不过要显我才学的意思。”　　乾隆下谕严审王肇基，原是以为他和另一个要案有瓜葛。审来审去，并无别情，不过是一个赤胆忠心的愚民，乾隆便失去了兴趣。那么，对这样一个人，如何处分呢？　　文字狱，并不只冲着文人。乾隆年间的文字狱，罹祸者中间，有算命的，卖药的，种菜的，抬轿的，开酒馆的，开裱褙店的，还有五个和尚，十多个疯汉，这些人，在案件中占的比例还很不小。下层平民总数虽多，其中产生的诗文却极少，和文人相比，千不及一；虽然无法做精确的计算，大致可以推知，他们弄诗做文的风险，实较文人为高。　　但有时候，对主上的感激涕零之心，难以遏止，要有额外的表达，才能尽兴。王肇基案的两年之后，有江西人刘震宇，写了一本《佐理万世治平新策》，并献上他自己想出来的缉捕逆犯的方略，被定为妄议国家定制，处斩。一年后，福建人李冠春投献“济时十策”，处斩。又一年后，山东杨淮震献《霹雳十策》，被革去生员，杖责四十。又一年后，直隶人刘德照写了篇风水论文，原想到京师献上，半路被捕，凌迟处死。乾隆南巡，浙江人林志功献词，被流放黑龙江；章知邺献诗册，先是充军，后又处死。

　　纪晓岚去福建主持考试，那里有一个老童生叫邓文亮，做了一篇《戒淫说》，及若干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字，呈递给纪晓岚，后得死罪。又有安徽武生李超海，写了本《武生立品集》呈献学臣衙门，斩立决。直隶人王上献媚书，反被处死；智天豹献《本朝万年书》，要“见得本朝国运比周朝八百年更为长久”，结果“从宽斩决”；等等。　　这些人纷纷献颂，有的是仰邀恩典，有的只是一腔忠诚之意，憋得难受，恨不得剖心以示。比如王珣，家里旧藏有一副对联，“世表清华之望，代称孝友之风”，不过是俗句子，偏他便想出，“这清字，就是大兴大清国的意思”，至于孝友，“如今皇上是孝友之君”。总之，这副对联自己是不能用了，得献给皇帝御用。这样的好人，皇帝怎么会舍得处死呢？　　也没什么舍不得的，此之谓清理顺民队伍。看来古代教育，还是有不发达之处，特别是造就了一些半通不通之人，一举一动，往往不得体。理想的状况，是或者全通，或者一窍不通，各不逾矩才好。我们现在讲究公民教育，古代也本应另有一种顺民教育，普及到人。不要以为做顺民只要缴税和磕头；如要做得好，还需特别的训练，只念念三百千是不够的。　　说回到王肇基。山西巡抚在折子里说他像是疯癫之人，不知有无帮他脱罪之意。乾隆批道：“知道了，竟是疯人而已。”似觉无趣。此案发于八月初九，至九月初三，王肇基被押至省城街头，当众杖毙，“俾愚众知所炯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