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读书习惯，依我看，总是靠熏陶渐染逐步养成的，这就需要一个稍微好些的文化环境。我后来之所以还喜欢读点书，全靠我幸运地遇到了校内外的许多良师益友。

　　开始叫我接近了文艺的是孔德小学的老师们。

　　有一次，一位眼睛近视得很厉害而又不戴眼镜的老师，把我们几个同学招呼到他的宿舍里去，给我们诵读《罪恶的黑手》。他屋里哪儿都是书，光线显得很暗，所以他需要把诗集贴近鼻尖才能读得出。他的声音不洪亮，也无手势，读得很慢，却很动人。长大以后，我再没去读这首诗，然而它给我的印象，却始终留在脑海里。这位老师不久就不见了。当时，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兴致叫几个孩子去听这首诗呢?我至今也不明白。每当路过孔德旧址，我还常常想起他来，我总觉得他或者是一位诗人，或者是一位革命者，老幻想着有一天会碰上他。

　　从15岁那年起，我就上不起学了。

　　或者我是个侥幸者，或者生活本来就是由许多的“偶然”所铸成。辍学以后，在过着“一当二押三卖”的日子里，我居然进入了辅仁大学中文系，当了一阵子一文不花的大学生。那是由于有几位好友，和我们住得邻近，他们比我年纪大些，都是那所高等学府的学生。他们同情我的境遇，于是就夹带着我混进了辅仁大学。事是好事，但头一天我一进校门，就觉出浑身上下都不自在起来，眼睛只敢看地板，看楼梯。好像是走了一段很长的路，才进了教室。教室里学生们大部已经就座，只有我兀立一旁，这就更增加了我的紧张。我真想掉头归去，回到我的家，回到我或当或押或卖的“自由”的生活中去。我的热心的好友走去找他的几个同学，只见他们嘁嘁喳喳了一阵以后，就指着一个空位子告诉我：“你今天先坐这儿吧。”我于是坐下。心想，我明天坐哪儿呢?果然，第二天我就更换了一个地方。此后天天如是，先是我浑身不自在地进入教室，他们则照例要嘁嘁喳喳一阵，而后为我指出一个安身的所在。

　　尽管是这样，然而听课还是令我神往。

　　此后，靠朋友们的帮忙，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职业。那时我只有十六岁，而我的同事们，比起我的年龄来，翻一番的寥寥可数，多数都是翻了两番以上的老头子们。他们同我无话可讲，我也只能报之以沉默。虽然有了职业，但并不足以糊口，前途依旧茫然。只是偶然在一根电线杆子上的招生广告里，我又为自己找到了生活的希望。

　　就在我做事的地方附近，有一家中法汉学研究所，广告上说那里要办一个法文研究班，每周晚上开两堂法语课。一个“汉学”，一个“法语”，再加上是个夜校，这对我简直是个天赐的机缘。于是我去报名了。经过口试，我说了我对“汉学”和“语言”的兴趣，很快便通知我被录取了。

　　我那时住在北京西单，每天需步行过北海大桥，才能到达近东四我上班的地方。平时只带一顿午饭，不过是窝头小菜之类。赶到上夜校时，就需带上晚餐了。把窝头带进法兰西文学的殿堂，已经很不协调，更何况“殿堂”里是只烧暖气而不生炉火的。到了冬天，暖气烤不了窝头，冷餐总不舒服。幸好，“殿堂”之外的院子里有一间小厕所。为了使上下水道不至于受冻，那里面安着一个火炉。于是这厕所便成了我的餐厅。把窝头掰为几块，烤后吃下，热乎乎的，使我感到了棒子面原有的香甜。香甜过后，再去上课，听的偏是菩提树、夜莺鸟这样的诗情。下课以后，又需步行回家。天高夜冷，静得可以听见自己的足音。且走且诵，路成了我最好的温课的地方。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我衷心地喜欢这两句话，读起来总感到亲切。我庆幸自己在那样恶劣的政治制度下竟遇上那么多好的老师和好的朋友，他们为我启蒙，教我知道书这种东西的宝贵，使我没有胡乱地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