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过后，那些描述苦难的杰作，人们最高的评价，就是另一个版本的《悲惨世界》。我在雨果的巴黎故居参观，发现他是一个站着写作的人。因为脊椎病，他总是站在写字台前——其实有点像梳妆台。想象这幅画面：面对世界，雨果握笔，站着；就像士兵站着握枪，或一个摄影师站着扛机子。

　　有作家对我说，冉阿让那点事，也算悲惨。我说，区别在这里，你知道雨果是站着写作的吗？他写的冉阿让也是站着的，我们是趴下的。因为苦难只能让人瘫软，不能让人站立。　　雨果对他的世界有3个描述，“男人因贫穷而沉沦，女人因饥饿而堕落，儿童因黑暗而愚蒙。”但这不是最终的悲惨；悲惨世界，是雨果对一个不敬畏、不祈祷、不相信、不悔改，并拒绝恩典的世界的定案。世界如草，被时间收割。世界如风，我们都是捕风的汉子，都是被倒空的口袋。或者说，我们就是伊朗导演莎米拉·马克马巴夫的这部影片，一个残酷的儿童世界。在阿富汗，灵魂输给了魔鬼，我们输给了苦难，还有什么比这个结局更悲惨？　　战后的废墟，一个面瘫的孤儿，住在下水道里，天天从洞口仰望。就算没有后面的事，他如何在眺望大雁的同时，相信自己的尊贵呢？一个富家小孩，双腿被地雷炸飞。管家来废墟寻找背夫，喊道，“一美元一天。”无数孩子从下水道里爬出，随他涌入院落。　　你怎能不怀念雨果笔下的比安维尼神父。世界日新月异，但在他看来，世界不过是一种广泛的疾病。不要怕，因为亚当之后，人类就是一种末期癌症。不要怕，因为真正的理想是杀不死的。真正的理想不会因饥饿而堕落，或因死亡而虚空。真正的理想，是可触摸、可呼吸、可饮食的。真正的理想，不是关于自由的想象，是关于自由的经验。惟有真正的理想，彷佛有个声音，在人类一无所有时响起，“吃吧，这是我的肉；喝吧，这是我的血。”　　这是一个让地上君王站着听命的声音。这声音，在影片中的阿富汗废墟上空，却不曾被听见。那个从下水道反复钻出来又钻进去的孩子，成了无腿少爷的一匹马。两个孩子的相似，远远多过他们的不同。只是一点富足与赤贫，就在他们的灵魂之间，造成了广大的无人区。就像在君王与臣仆、国家与公民、雇主与雇员、丈夫和妻子、公婆与媳妇之间一样。　　那个无腿的富家孩子，他在母亲坟头的哀号，他双手如飞在地上行走，心肠却日益冷酷，直到模仿他的管家，用金钱吸引了行乞的女孩，把自己的仆役扔进马厩。两位主角都是街上找来的残疾儿童。面瘫少年的表情，每一丝抽搐，都牵动我心里那个可触摸、可呼吸的理想。因为大学期间，我也患过面瘫，后来针灸好了。

　　没有腿，你不能去想去的地方；没有表情，你甚至无法流露忧伤。影片用了一个长镜头，记录他在街头，远远望见那个女孩。那奇怪反覆的面容，你无法看出他的“喜欢”，无法识别他遇见的是女子，还是豺狼。直到镜头移往那个行乞的女孩。她转眼过来，我才明白方才的镜头，碰触到一个被囚禁在面容后面的灵魂。　　他很好动，他只能用动作替代表情。譬如倒仆在地，表达绝望。但小主人抢走了他喜欢的女孩，面瘫少年连钻出洞口、仰望大雁的心意都被消磨了。他心如死灰，任凭摆布。活下去的惟一的合理性，是真的从内心把自己当做一匹马。当马鞍安在他背上，马掌钉入他的脚，他已学会像马一样嘶叫，而不像人一样抗议。　　但电影不是关于贫穷的。人类住在一个丰盛的园子里，不是因为贫穷才堕落。人类是因为堕落，才承受了劳苦叹息、汗流满面的诅咒。所以人在生活中对肯定的依赖，胜过对面包的依赖。面瘫少年的悲惨，不在于他失去了最后一块面包，在于他失去了对自己作为人的最后一个肯定。　　这也不是关于战争的。人们常说，战争扭曲了人性。为什么不反过来说，是人性扭曲了战争？这世界已被我们扭曲得不成样子，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扭曲我们？水不能点燃，钻石不会腐蚀。尽管这么说有些残忍，奥古斯丁还是坚持认为，儿童最大的美德，不是缺乏行恶的意愿，是欠缺行恶的能力。　　这也不是关于人权的。在《悲惨世界》中，雨果说，“在人权的附近，至少是旁边，存在着灵魂的权利。”在人权的失丧之前，我们已听不到一句近乎神圣的孩子气的话，得不着一个近乎圣洁的亲密的爱人，也看不见一幅近乎乐园的世界的远景。

　　残酷的故事背后，一定是信仰的荒芜，和灵魂的失败。不然残酷就不成立，残酷就还有转机。所谓信仰，就是相信我们尚未看见的；所谓信仰的确据，就是看见我们所信仰的。　　人或说，废墟之上，还谈什么信仰。真正的信仰恰恰都从废墟或废都开始。生命是白白赐予的，不是我们从废墟中抢救出来的。在信仰中，任何事物，即使被苦难缩减到最低的水平，“与虚无相比，都显得壮丽动人”。　　这是C . S·路易斯的精神导师、英国作家切斯特顿说的。他曾与萧伯纳公开论战，用近乎黑色的喜乐与幽默，和深深的省察，为身体残缺之人的生命价值辩护。当时，《伦敦时报》邀请一群作家撰文，论述世界的问题出在哪里。切斯特顿为我们这个悲惨世界，写出了人类史上最短的征文，他说：　　“尊敬的编辑先生，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