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后，蒋廷黻这个名字对我们是陌生的。1949年以前，他在学界、政界都是一个非常着名的人物。他中等身材，长着中国人的团圆脸，由于思路敏捷而显得英俊潇洒。他是历史学家，以主张史学改革名噪一时，是公认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和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他着作不多，其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是他在1938年花了两个月时间，“对我国近代史的观感”所作的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中国近代史》，正是这本小书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也折射出他那一代沐浴过欧风美雨的学人对民族前途、命运的忧虑与思考。
蒋廷黻1895年12月7日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一个薄有田产的农家，从祖父一代起，就兼营铁器铺。他6岁丧母，但受到了继母的善待。父亲“很有经商的天赋，而且是一位民间领袖”，经常为乡里邻居“排难解纷”。对他早年人生历程影响最大的是他的二伯父，这位二伯父决心要他“努力读书，求取功名”，安排他到教会学校上学。
1912年，17岁的蒋廷黻只身赴美，1914年至1918年在俄亥俄州奥柏林学院就读，主修历史学，获学士学位。191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就读，192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4年中接受了作为“新史学”基石的进化史观。
1923年，蒋廷黻学成回国，在南开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得到了张伯苓校长的赏识和支持。南开6年为他奠定了中国近代外交史乃至近代史研究的基础。
1928年，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亲自到南开邀请蒋廷黻来领导清华历史系。蒋对南开依依不舍，没有答应去清华，罗便坐着不走，熬了一夜，蒋终于答应了。
蒋廷黻刚到清华时，曾找公认的汉代史权威杨树达先生教汉朝历史。他说：“杨教授，你能给学生和我正确扼要地讲一讲汉代400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汉代重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如何吗？”名闻天下的杨先生居然面有难色，表示自己从未想过这些问题，书中没有讨论过。
留美11年的蒋廷黻吃惊地发现，西方的史学
经过长期积累，早已形成一套大家共同接受的历史研究体系，但中国的史学只有丰富的史料，对历史缺乏整体的理解和共同的规范。每个人都是专家，研究都是从头开始，往往重复别人的工作，进步有限。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大胆发掘、起用一批年轻有为的学者如张荫麟、吴晗等开新课。
他在清华6年先后兼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在他的领导下，清华大学历史系改变了“治史书而非史学”的传统研究方法，隐约形成了与王国维、陈寅恪迥然不同的另一个新的清华学派：重综合、重分析、重对历史的整体把握。他本人就是这一学派的身体力行者，薄薄的一本《中国近代史》，将史料都吃透了，融合在他对历史的独到看法之中。美国着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回忆，1932年初次见到蒋廷黻时，蒋才36岁，却“已经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
但蒋廷黻并不是一个埋头书斋、不问世事的知识分子，他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是那种敢于担当、敢于牺牲、敢于行动的经世之士，比如曾国藩。他感到惋惜的是曾生得太早，对西方文化、现代化不甚了解。他认定，知识分子要做现代人，而现代人是动的，不是静的；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
“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蒋廷黻常常与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等英美留学归来的自由知识分子聚在一起，讨论国事。在他的推动下，1932年5月他们创办了着名的《独立评论》周刊。几年间他一共在《独立评论》发表了60篇政论，有些同时还在《大公报》发表，这算是他书生议政的时期。
1933年12月，蒋廷黻发表了《革命与专制》一文。面对大大小小的军阀割据，连绵不绝的内乱，国不成国，他从欧洲近代历史演进中，发现了西方现代化的两部曲：第一是建国，建立集权的中央政府和统一的社会秩序，第二才是用国来谋幸福。
以1935年12月为界线，蒋廷黻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两半。前半生是历史学家，后半生弃学从政。晚年时，一位毕生做学问的老友毛子水问他：“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现在到底是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命运似乎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他大半生试图创造历史，并没有留下什么值得一提的政绩，而不经意间写下的一本小册子《中国近代史》，却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他做司马迁的梦想。
1935年末，蒋介石亲自兼任行政院院长，任命非国民党党员的蒋廷黻担任政务处处长。
上任不久他曾写信给美国的费正清，“就生活而论，我更加喜欢当教授。当我回想起与充当教师有关的悠闲的生活、书籍和着作之际，有时我不禁潸然泪下”。然而一个大学教授，从书生议政到书生从政，即使想重操旧业也几乎没有可能了。好在他认为做官只是尽一个公民的责任，为国家服务罢了。他之弃学从政丝毫也没有装腔作势、半推半就，就如他当初进清华时一样，他进政府也大刀阔斧地倡导改革。短短3个月中，他对政府部门的结构做了一番研究，发现机构臃肿、叠床架屋，大大影响了行政效率。蒋介石要他拿出改革建议，他拟了一份精简机构的方案，却遭到官僚、政客的激烈反对。他仿照西方的做法，提出征收所得税时，必须以真实姓名登记财产。为此他到处游说，但无人响应。曾与蒋廷黻在联合国共事过的外国外交官这样评价他：“他是一个简单的人，不复杂的人。他像一头牛，充满着笨劲，一直往前冲，眼睛只往前看，这使他能够排除万难而达到他的目标。这是他的可爱之处，也是他成功之处。”
蒋廷黻不随波逐流，不同流合污。他至死都不愿加入国民党，还发表过许多批评国民党腐败和政策失当的言论，始终坚守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