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氏物语》最著名的两个中文译本，一个是丰子恺版，一个是林文月版。

　　林文月的表弟是连战，外祖父是连横，老师是台静农，她家中的客厅里常常往来林海音、董桥等人的身影。台湾大学有一座“望月楼”，有人开玩笑说——望的就是林文月。

　　1978年12月的某个冬夜，林文月终于翻译完成《源氏物语》全本54帖。丈夫和一双儿女已经沉沉睡下，从窗口远眺过去，整个台北都在安眠，只剩下稀稀落落的灯光。

　　“我当时感觉紫式部就站在我身后。”

　　从1973年开始，历经五年半，这部日本平安时代的巨着终于被林文月翻译成为中文。

　　这五年半以来，她的写字桌桌面布局从未改变：书桌正中间放着《源氏物语》古文的底本，在一边放着3种日本现代文译本，古文底本下面则放着两种英译本。

　　平时她备课或给家人老师写信，就直接压在这层层叠叠的各种《源氏物语》书籍之上写。

　　2012年10月底，林文月第一次来到北京。站在北大的讲台上，她并没有多谈《源氏物语》的翻译，反而是讲了她的两篇回忆性的散文：《江湾路忆往》和《我所认识的刘呐鸥》，回忆她童年时期在上海日占区的生活。

　　没有礼节性的寒暄，她的开场白是：“教书的时候我都是站着的，今天我还是站到不能站为止吧。”全体鼓掌。这一年她已79岁。

　　我到底是哪里的人

　　小时候，长期生活在上海日租界的林文月以为自己是个日本人。

　　父亲在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做事，而在当时的上海，台湾人一律入日本籍，是日本公民。在家中，林文月和父亲说日语，和母亲偶尔讲一点点台湾话，和家里的娘姨则讲上海话。而“正式场合，全家对外讲的都是日本话”。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13岁的林文月跟着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听着广播，

　　大家一起抱头痛哭。

　　没过几天，林文月忽然被告知：自己是战胜国一方。日租界里的台湾人，每人都分到一面中国国旗，人们奔走相告：赶紧把日本的太阳旗烧掉。

　　直到家门口挂上中国国旗，林文月才懵懵懂懂地明白：哦，原来我是中国人。

　　1945年夏天的日租界一片混乱，趾高气扬的日本人变为丧家之犬。这一切在林文月眼中，是那么虚幻而又真实。

　　由于父亲在日本公司供职，林家门上被贴上封条，上书“东洋鬼子的走狗”。父亲觉得无法再留在上海，于是带着全家匆匆远渡台湾，连在上海的房产都未来得及处理，林文月甚至没来得及和任何同学告别。

　　到了台湾，“身份”依旧是林文月的一个困扰。

　　林文月台语不好，想要融入当地必须赶紧学会台湾话（闽南话）。二战之后的台湾禁止使用日语，学校里，老师们用台语向学生教授国语——那些老师也非常吃力，他们的国语同样不够用。

　　小学六年级的林文月突然需要同时适应两种新语言。她在脑海中不断地把国语翻译成日语，把日语翻译成台语，颠来倒去。“这是我翻译经验的开始。”林文月说。

　　刀片刮出的“中文系”

　　“有巧合，才会想到历史有那么多机缘。”林文月说。

　　就在林文月一家登陆台湾岛7个月之后，台静农拿着台湾大学的聘书从四川江津赶赴台湾，“支援台湾建设”。当时的台静农从未想到自己的后半生会一直在台湾度过，不料最终他人生的归宿地就是台北。

　　13岁的林文月也从未想到，6年后她将见到影响她一生的恩师。这个人是和她同年来到台湾的。

　　到达台湾后的林文月进入台北第二女中，由于成绩优异，她始终做班长。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班长负责收取大家的志愿表格。

　　在当时，读外文系对女孩子来说是“最为摩登的选择”，林文月也不例外地填了台大外文系。但在收取全班志愿表格的时候，她发现40多个女生中几乎全部都填了外文系，仅有一个人选择了哲学系。

　　林文月顿觉没意思：“怎么每个人都跟我一样，真俗气。”

　　钢笔填写的表格很难进行大幅度的改动，她想了一个最快捷的办法：刮掉“外”字，写上“中”字。“外文系改成中文系最快了。”

　　这一“刮”，把林文月刮到了台大中文系系主任台静农那里。

　　在林文月的记忆中，师生关系总是亲密而随意的。她从未事先打过电话，总是随随便便地就跑去老师家玩。台静农住的是日式房屋，门厅有很高的台阶，每每需要走下来给她开门。

　　台静农喜欢喝酒。某些黄昏，林文月下课后去他家拜访，夕阳西下，台静农一人独饮，看到林文月来了，就对她说：“来，你也来喝一点吧。”

　　林文月的女儿和儿子都叫台静农“台公公”，叫台静农的太太“台奶奶”。台静农家里的猫成了林文月儿女儿时的玩伴，孩子们往往放了学就直接奔往台静农家。

　　林文月念完大一，想回去念外文系，她不知道中文系念出来到底会怎么样。

　　台静农对她说：“你干吗啊，功底不错，好好地接着念吧，别转系了。”

　　一句话就堵住了林文月的嘴，她就此再也“没好意思”提转系的事情。

　　4年本科念完，林文月并未想到要做学术。她想：留校做个助教就挺好。结果反而是台静农着急了，叫来台大文学院院长，催着林文月去报考研究生班。

　　林文月翻译的《源氏物语》单行本陆续全部出版后，她第一时间想要送书给台静农。台静农对她说：“你别送我精装本，那个好重。我是真的要看你的书。我一般看书都躺在床上看，你给我简装本，我拿着也轻松点。”

　　台静农于1990年去世。说起对“台先生”的印象，她说：“我给他画过画像，我记得他的老年斑。”

　　谁敢翻译《源氏物语》

　　翻译《源氏物语》，源于一次日本文学学术研讨会。她写了一篇比较《源氏物语》与《长恨歌》的论文，在论文后面附录了她翻译的《源氏物语》的第一帖《桐壶》。

　　论文在台湾出版后，附录的翻译出乎意料大受读者欢迎。编辑跟林文月商量：可不可以接着把《源氏物语》逐帖翻译出来？

　　《源氏物语》在日本的地位有如《红楼梦》之于中国，日本的翻译家把它从古文翻译成现代文都异常审慎，非名家、大家不敢贸然。

　　“他们说我的日语是小学五年级以前学的。小学五年级的水平，怎么敢翻译《源氏物语》？”林文月说，当时的学界有不少质疑。

　　带着一双儿女，还要教书，林文月的翻译是在一切时间罅隙中进行的。有时晚上要参加一个宴会，宴会前她还要翻译半个小时。“我母亲就像一部上了发条的机器。”林文月的女儿曾这样形容她。

　　台静农曾劝林文月，不用一期不落每次都赶在截稿日之前翻译完毕。林文月的态度是：“我不允许自己有‘来不及’这种问题。”

　　“物语”原是日本宫廷之中讲故事的方式，讲故事的人多为有文艺修养的女官，拿着一卷图画，向听众描述图画内容与故事情节，听者多为帝王和后宫诸人。这是一种精致婉约，极贵族化、女性化的文学产物，讲求的是优雅从容的贵族情调。

　　“物语”的图画性非常强，讲故事的人往往不厌其烦地把画面上所画的庭院花卉、宫殿布置、人物服饰等等进行细节描述——这就带来了麻烦。

　　“《源氏物语》里面有很多没有办法翻译的内容。譬如说一件衣服的织法、染法。还有花草植物与香料的古日文……平安时代的日本人对物品的分类实在太细腻了。我实在不知道这些植物的名称该怎么翻译。我甚至经常跑去问台大植物系的教授，他给我的是学术名称。可是这也不好在小说里面出现啊。”林文月说。

　　林文月想了两个法子：第一，有中文古代称谓的就还原中文，比如“底衫”“皮裘”；第二，直接保留日文中的汉字原貌，如“朝颜”（牵牛花）、“上席”（榻榻米上所铺的锦缎）、“黑方”（一种日本香料），在文后加上详细注释。

　　《源氏物语》里面夹杂着无数“和歌”，一种古典日本诗歌形式，怎样翻译“和歌”？

　　“我想我要告诉读者，这是一种异国的东西，所以用了一种类似于楚辞而又不是楚辞的方式。日语的感觉像小提琴，不像中国古文那样，是硬的，是钢琴。每首和歌我用3行，看起来有日文的味道。”

　　1973年两岸互不相通，林文月并不知道对岸的丰子恺已经翻译完成《源氏物语》。

　　丰子恺的翻译讲求平白利落。同样翻译一首和歌，丰子恺的版本是：“欲望宫墙月，啼多泪眼昏。遥忆荒郊里，哪得见光明。”林文月则译为：“云掩翳兮月朦胧/清辉不及荒郊舍/独有一人兮怀苦衷。”

　　对于“丰译”好还是“林译”好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很久。林文月自己的说法是：“每一个译者你都可以骂，没有一个完美的例子。我很敬佩丰子恺先生的全译，没有偷工减料。如果我当年知道丰子恺这样的大家已经完成了中文翻译，我大概会不敢提笔。”

　　《源氏物语》之后，她又陆续翻译了日本平安时代最为着名的一批古典文学作品：《枕草子》《和泉式部日记》《伊氏物语》。

　　间杂地，林文月还写些散文小品，平时在家作为主妇在厨房烹饪煮饭之际，也能写出一本《饮膳札记》，开了台湾一代饮食散文的风气。从古典文学以及现代文学中汲取养分，模拟各类经典散文的写作手法，回忆家族往事，她又写了《拟古》。在北大的讲座中所重点谈及的《江湾路忆往》就出自《拟古》一集。

　　“我考台大中文系，后来写谢灵运，又翻译《源氏物语》，我觉得都不足为外人道，因为这些事情起初的机缘实在太可笑了。”林文月最后说，“人生是一场直觉。我始终都是靠‘直觉’。然而‘直觉’之外，其实你自己是有所准备的，只是自己不那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