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格蕾菲斯将在17天内死亡。那时，这位来自温尼伯的72岁妇女将会远离家人和朋友，在千里之外，在那个早已选定的时刻，喝下一杯混有戊巴比妥钠（镇静催眠药——译者注）的药液。她会在两分钟之内睡去，紧接着就是昏迷，之后是呼吸系统麻痹，最后，死神会把她带走。

　　我们都知道人终有一死，偶尔想起来总觉得死亡离我们还很遥远。然而格蕾菲斯却已和死神定下约会。她清楚将要发生的一切，甚至连那时她会穿什么服装都了然于心。她相信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格蕾菲斯患有一种极为罕见的脑病——多系统萎缩症，这种疾病无法治疗也无法治愈。每隔两小时21分钟，她就得吞下成把的药丸，还要在深夜里忍受无休止的疼痛。格蕾菲斯是在2012年初被确诊患有多系统萎缩症的，当她得知自己患有这种病时，上网搜寻了许多相关的资讯。格蕾菲斯说道：“我会在轮椅上度过4年的时间，我的病在加重，目前，我已经不能阅读，我的病不会有任何好转。”

　　在轮椅上度过余生不足以让一个女人选择安乐死，真正让她痛不欲生的是失去了做人的尊严。MSA（多系统萎缩症的缩写——译者注）将会一点一点地吞噬她的健康。因为平衡系统受到侵害，她已不能驾车。她不得不停止骑自行车、打网球、开车以及请她的孙儿们来家里吃饭。由于刀割般的疼痛使她无法久坐，她也不能去听音乐会或看歌剧。

　　格蕾菲斯希望按照她自己的方式选择死亡。她不想让家人看着她一天天衰竭消瘦，也不想让他们因照顾自己而精疲力竭，更不愿意把她的存款花在请护工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上。协助安乐死是她选择的死亡方式，而这在加拿大是违法的，所以格蕾菲斯——这个曾经在网球场上活力四射的“发动机”，最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她的决定是，飞到苏黎世，在一个协助安乐死的诊所实施死亡。她会将自己的决定公之于世，她将成为加拿大自由选择死亡权运动的标志人物。格蕾菲斯希望公众能记住她的名字和她的故事——一个有爱心的母亲和祖母，一个好朋友和好公民，她远离家乡去寻求安乐死，而死神早已悄然而至。

　　在加拿大，人们有权选择自杀，但是协助他人自杀却是违法的。

　　格蕾菲斯给议员们写信告知她的决定，恳请他们重新考虑协助安乐死合法化的议题。在未来的几天内，他们就会接到她的来信。

　　“MSA病人在无法治愈的情况下，只能活大约10年。我终将会在病床上死去，那时的我会被注射大量的镇静剂，由各种仪器代替我身体的各个器官工作，我选择不以那样的方式活着。”

　　周六早晨，当格蕾菲斯到达理查森国际机场时，在被扶下车之前，她又小心地涂了一遍口红。“不好意思，臭美是必需的。”她轻笑着说，此时她的亲朋好友正向她围拢过来。

　　在此之前，她已经和她的网球球友们一起吃了告别午餐，那是一个伤感而又令人怀念的时刻，之后她带着粉红色的网球帽和公主头饰回到家里。

　　就在她远行前的那个晚上，全家聚在一起吃比萨。她说：“那不是个温馨优雅的场景，我们又哭又聊，甚至没有用精美的餐具。”

　　她与邻居们逐一告别，告诉邻居们，她不会再回来。“我把他们惹哭了，这真不好。”格蕾菲斯说。

　　在她和朋友拉着手话别的时刻，即使脸上挂着泪，她也试图保持微笑。这真是让人肝肠寸断的时刻，这样的告别，来得太早，也太不必要。格蕾菲斯的朋友杰瑞·豪尔称她是个乐天派。“她永远是那么乐观，总是看到好的一面。”在机场为她送行的人们见证了一个女人一段美好的人生。格蕾菲斯9岁的外孙把一个小小的折纸放在她的手里。格蕾菲斯温柔地对他说：“记住我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大家要彼此相亲相爱，要活得开心。”

　　在格蕾菲斯出发前几天，女儿娜塔莎曾反驳格蕾菲斯说的所谓3个孩子都支持她的决定的说法。“那不是支持，而是我们接受你的决定。”

　　娜塔莎说：“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眼看着妈妈忍受痛苦慢慢死去是一种煎熬，而接受妈妈的这个决定是另一种煎熬。”她继续说道，“谁不想身边有亲人围绕，谁不想家人和朋友在身边，谁又愿意孤独地死去，面对死亡的威胁。”

　　心酸和泪水弥漫在机场大厅，离别是这样的残酷，但是告别里仍有微笑。

　　最终，格蕾菲斯将在儿媳达娜的陪同下去欧洲，在未来的3周内，她将会穿着她的睡衣，在医护人员的协助下走向死亡。

　　一次又一次，格蕾菲斯回头望着为她送行的人们；一次又一次，她轻轻地挥手告别。坐在轮椅里的她看上去那么瘦小、虚弱。

　　泪水慢慢流过她的脸颊，没有人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