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近两年，中国人对奢侈品的消费热情空前高涨。原因很多：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升值，境外采购变得相当划算；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等说法，也令中国人的国际地位在西方媒体及民众意识中大为提升，国“财大”则民“气粗”。于是路易·威登、香奈儿、爱马仕、卡地亚……种种过去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物件，飞入寻常百姓家。奢侈品仿佛正在向着“必需品”的角色转化，装点着中国人最看重的“面子”。

　　此举在欧洲受到热烈欢迎。欧盟贸易委员德·古赫特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在欧洲的很多奢侈品店，都能看到中国人的身影。这对欧洲经济有利，我们何乐而不为？”然而作为众多奢侈品的发源地，欧洲人如何看待奢侈品呢？德·古赫特说：“这是一个小众的市场，只有少数人买得起。”

　　欧洲的小众趣味到了中国，竟成了大众流行，比这更有意思的是，“名牌纸袋”也随着奢侈品的行情一路看涨。买不起名牌包？没问题。拎一个印有名牌LOGO的纸袋一样能招来路人的羡慕嫉妒恨，以为你刚从某名牌店扫货归来。因此正版的名牌纸袋售价近百元也依然大行其道，哪怕其实际成本可能不足1元。“A货”名牌纸袋更是供不应求，看上去和正版纸袋没有任何区别，售价却只有几元到十几元不等。

　　曾有一些向往奢侈品的人和我探讨“有钱人”的生活，我的回答让他们有些失望。已故台湾首富王永庆的女儿王雪红和她的先生陈文琦，是我认识多年的一对夫妇。2011年，由她执掌的宏达电（HTC）市值一度高达319亿美元，使她成为新一代所谓“台湾首富”。然而过去10年，每年冬天我看到陈文琦穿的都是同一件衣服，磨破了也不愿意换；开的是同一辆汽车，因为“还没坏”。在王雪红身上，很少看到名牌，但是衣服都很得体，有自己的风格。我没见过她拎爱马仕包，也没见过她戴镶钻手表，更没见过什么“私人飞机”、名车接送，非常低调、普通。

　　很多时候，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所谓“西方式的有钱人的生活”，只是他们自己的想象，再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有些中国富人装修自己的别墅，拱门穹顶罗马柱，恨不得把古希腊神话从头到尾演一遍，殊不知真正有品位的设计师们，都将形如“达·芬奇”风格的“欧式古典家具”称为“大金牙”，我认为这个比喻极为贴切。

　　比尔·盖茨，乔布斯，小布什，陆克文……我所接触过的国际政治商业领袖，没有一个人的家里是这种雕梁画栋的风格，也没有一个人表现出对奢侈品怀有浓厚兴趣。当我提到那些中国人如数家珍的品牌时，他们的脸上都是一副不知所云的茫然表情，根本分不清谁是谁。他们选择的手表，卡西欧多过百达翡丽，Swatch多过江诗丹顿。

　　有意思的是，当你看到Swatch集团旗下的子公司名号——宝玑、宝珀、欧米茄、蒂芙尼、天梭、浪琴、雷达、雪铁纳，等等——方会恍然大悟，这些时尚杂志上光彩夺目的品牌，搞了半天全是一家。

　　十几年前我去瑞士，听说那里的钟表业本已经相当惨淡，没想到后来中国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现在的苏黎世，每家名表店里都有一名会说中国话的雇员，专为中国客人提供服务。欧洲人通常不戴“瑞士名表”，偶尔遇见那么一两个对名表有着浓厚兴趣的欧美男士，我会问他们是否在香港工作过，结果十有八九都是。可见香港的炫富文化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国大陆（如今大陆又早已超过香港，徒弟盖过了师父）。而瑞士钟表业以及整个欧洲奢侈品行业的起死回生，都是托了这种文化的福。

　　更可悲的是，中国人拯救了全世界的奢侈品，但几乎没有一件奢侈品是根据中国人的身材比例、肤色面孔设计的，所以对中国人并不适用。比如万千年轻女性心仪的爱马仕Birkin包，在国外主要是中老年妇女专用。

　　除了能让他们赚钱，中国买主也并没有给奢侈品店留下什么好印象。我问过一个国外奢侈品店的雇员，她说很多中国阔太太到店里选购丝巾都是“自己动手”，把抽屉里叠得规规整整的昂贵丝巾抽出来拎在手上，比画完了就随便丢回去。还有人与店员发生争执，大吵大闹：“你们整个店我都买得起！整条街我都买得起！”

　　美国《新闻周刊》有文章暗示过，如今全球旅游消费都在依靠中国人拉动。但是如果中国人一边拉动别家的GDP，一边丢自己的人，里外一算，有点儿得不偿失。眼下正有越来越多的奢侈品品牌落户中国这片广大的市场，难道咱们真成了传说中的“人傻，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