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里讲了这么一个故事：齐国有个花花公子叫齐庄公。齐国有个大美女叫棠姜。有一天，齐庄公看到美得不可方物的棠姜，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终和她暗通款曲。可这件事被棠姜的老公崔杼察觉。一天他趁齐庄公与棠姜幽会时，安排武士们将其乱刀砍死。

　　崔杼是齐国重臣，他对前来记载的史官说：“你就写齐庄公得疟疾死了。”史官不听从他，在竹简上写：“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崔杼很生气，拔剑杀掉史官。史官死了，按照当时惯例由其弟继承职位。崔杼对新史官说：“你写齐庄公得疟疾死了。”新史官也不听从，在竹简上写：“崔杼弑其君光。”崔杼又拔剑杀了新史官。然后更小的弟弟写下同样的话，同样被杀。最后是最小的弟弟。崔杼问：“难道你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年轻的史官继续写下：“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崔杼愤怒地把竹简扔到地上，过了很久，叹了口气，放掉史官。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写作。我告诉了他这个故事。而我恰恰要强调的是这故事让我一开始很拒绝写作。它表明，写作纯属一件找死的事。像我这么庸俗的人当然不会干一件吃力还找死的事，加之家族中从文者的命运，文学出身的我曾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玩一种毫无风险的游戏，并暗自庆幸。可渐渐地我发现另一种风险。规则明明规定一场比赛由两支球队进行，实际上却不是这样的。一名球星告诉我：“那天我上场一看，快哭了，因为总有队友把球往自己家球门踢，场上就是三支队了。可是踢着踢着我又笑了，因为对方也有人把球往自家球门踢，这就是四支队了。直到散场时我终于确定，其实总共有五支队，因为，还有裁判……”

　　我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渐渐意识到那个叫“尊严”的东西是存在的。哪怕游戏也要有尊严，我不能无视两支队变成五支队，更不能接受自己的工作就是长期把五支队证明成两支队，并证明得文采飞扬。这个不断修改大脑数据库的过程让我痛苦不堪，越发失去智力的尊严。我从文学躲到游戏，在一间没有尊严的大屋子里，任何角落都显得猥琐。又去看开始的故事，才注意到它还有个结尾：那个史官保住性命，捡起竹简走了出来，遇上一位南史氏，就是南方记载历史的人。史官惊讶地问：“你怎么来啦？”南史氏说：“我听说你兄弟几个都被杀死，担心被篡史，所以拿着竹简赶来记录了。”我觉得这个结尾更震撼，前面的史官因坚持自己工作的尊严而死，南史氏则是典型的主动找死。这叫前仆后继。有种命运永远属于你，躲无可躲，不如捧着竹简迎上去。

　　当然我仍是一个庸俗不堪的人，骨子里畏惧节烈的东西，做不出南史氏手捧竹简沿着青石板路直迎上去那犹如彩虹挂天穹般的壮丽事业，只是低头琢磨寻常巷陌的一些故事、小小的常识。有些东西，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只不过我们曾经丢失，或假装丢失了……一直不能给这些事和常识找出一个统一的特征，后来才明白，这其实是尊严。

　　在我看来，尊严首先是智力上的尊严。很长一段时间了，这个民族失去了智力上的尊严。赵高说：“这是一匹马。”人们点头说：“是啊，好快的一匹马。”然后就去修改脑子里的数据库，哦，马是长角的。后来又有人说，要大炼钢铁。于是家家砸烂家里的锅碗瓢盆，村村建起炼钢的高炉。大家假装看不见炼出来的一坨坨的东西一捏就是一个坑。在我看来，那一坨坨的东西和那一匹马一样是不存在于物质世界的，只是大脑被强行修改后的产物。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钢铁产量超过了欧洲，农作物产量是全世界的四十倍，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等着我们去营救。那件事情有个结尾：人们并没有炼出钢，倒是饥肠辘辘地回家后发现不仅没食物，连做饭的锅都砸烂了。这是壮烈与幽默并存的景观，全民都在干一件愚蠢的事，并互相说服这是事实。

　　让饥饿的农民相信亩产两万斤，让产业工人相信柴火炼出的钢能造坦克，让医生相信是红宝书治愈了聋哑儿的疾病……故事没有结尾，这样让智力蒙羞的事情延伸到唱红歌能治愈不孕不育。

　　比起思维的结果，思维本身就是一种尊严。只是总有人放弃了这一过程，放弃去想为什么世界上最快的动车可以被一记闪电击穿？为什么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们的校舍，倒塌之后竟没发现什么钢筋？

　　所以说尊严也是一种记忆。一个人患了失忆症并非坏事，可这要是发生在一个民族身上就不太妙。一个人的故事是文艺片，一群人的故事是纪录片，把纪录片拍成文艺片，也是不对的。

　　有一天我来到南方一座高架桥下，那座桥下死过很多无辜的人，可是我并没看见纪念碑，连根杆子都没立起来。那个曾经绽放过莲花的池塘，竟被坚固的水泥填平，倘若走过，它根本不会提醒你曾经发生的事。后来北方的一座高架桥侧滑了，又死了几个人。他们都叫临时工。这里的临时工是一块万能的橡皮擦。

　　我常听到两种好玩的说法：一、政府是爹妈，即使做错什么也是为了我们好；二、别总怪政府，对成绩不好的孩子，要是取得一点儿进步也该表扬。你看，一会儿把政府当爹妈，一会儿把政府当成孩子，可就是不把政府当成政府。还有一些人为官员加夜班吃了碗方便面而感动，为城管这次没打小贩而只是瞪眼而感动，为官车某次没横冲直闯而感动。我觉得这不合逻辑，也很没尊严。

　　和大部分人一样，我是一个爱国者，只有生活意见没有政治追求，可是我这样的表达方式常让人不舒服。这里讲个故事：1971年2月22日，美国最高法院的议事厅展开一场辩论，有个叫科恩的调皮青年因为反对征兵，穿着印有脏话的夹克衫在洛杉矶法院的走廊里晃荡，因而被定罪。可最终他赢了官司。哈伦法官书写的法庭意见是：“一个人的粗话，却有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抒情诗。在这个拥有众多人口和高度分化的社会，这不失为一剂良药。时常充斥着刺耳杂音的社会氛围，并不意味着软弱，它恰恰是力量的体现。”

　　这是表达的尊严。

　　其实我最想说的是一些真正美好的东西。我真正认为，才华正是来自于尊严。那些年，中国人画的红太阳的数量直逼银河系恒星，却并没有出过一个莫奈。那么多叫向阳花的公社，种了好多的向日葵天天盯着，也没有诞生过一个凡·高。可是你看梅兰芳先生的《贵妃醉酒》，那大小云手，那眼波流动，四平调清美婉转：“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玉兔又早东升。那冰轮离海岛，乾坤分外明，皓月当空……好一似嫦娥下九重，清清冷落在广寒宫。”

　　我的祖国需要这样美好的东西，能创造出这些艺术作品的人，骨子里恰有尊严。

　　事，不是什么大事，道理，却不该被埋没。尊严如此奇怪，它并不值钱，却为我们所仅有。尊严本身不是作品，却能让你通体放光，两眼澄明，自己是自己最好的作品。

　　这些道理，全世界人民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