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在冬天刚过、春寒料峭的季节，风特别硬，能把人的耳朵、手脚冻得生疮。一个瑟缩着身子的穷孩子，从西华门进入故宫，然后东行。当他看到一位在空旷的丹墀之外埋头除草的老人时，他会叫一声“爷爷”。老人则只管除草，头也不抬地“嗯嗯”两声算是回答。从老人身边走过之后，孩子差不多总要回过头去看看老人，再继续赶路。他穿过故宫，从东华门出去，走进新式的孔德小学读书……
以上这幅画面出自一篇名为“我曾每天在宫里行走”的文章，文章的作者就是那个曾经天天穿行故宫去上学的穷孩子——于是之。
20多年前在北京人艺工作的时候，为了研究于是之的艺术风格，我曾大量阅读于是之的文章。那些谈表演、谈修养、谈生活的文章都极短，文笔精粹，立意奇妙，看似平易，实则是一口口意蕴无穷的深井，一如他的表演，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在于是之所有文章中，回忆生活的文章可说是我的最爱，而其中他似信手拈来般写下的《我曾每天在宫里行走》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谈到何以能天天在故宫行走时，他写道：“我同院的一位在故宫里专司剪除石缝间杂草的老人……为我疏通了东、西华门的守卫，使我能够每天在宫里穿行两趟。原来走的是‘弓背’，现在能走‘弓弦’，路途可就近得多了。”在怀念那位终老于除草生涯的一辈子默默无闻的老人时，他这样感慨：“他虽然没有皇家宫阙那样的伟岸，也不同于宫里的珍宝件件闪烁着夺目的光辉，但他自有他的光亮在，至少是常存于我的心中的。”其用语之简洁而传神，情感之朴素深沉，都令我敬佩。
我在访问故宫时，甚至不由自主地去还原当时的场景，追寻那个穷孩子的背影。贫困却善良的老人与人生刚刚起步的穷孩子、高大森严的紫禁城与低矮简陋的民宅、狞厉顽固的封建王朝和新式学堂鼓吹的新文化，都因那个穷孩子而连接了起来，美丽而意味深长。
二
我在进入人艺前，看过于是之的一些演出录像和电影。但当我真正在人艺的舞台上看到于是之的演出时，我受到的震动还是巨大的。
于是之在《一个演员的独白》中说，演员“应有一双文学家那样深邃的眼和一颗为认识生活而上下求索的心”；演员的创造“不能只是演得像了就算。我们所创造的形象必须是一个文学的形象，美术的形象，可以入诗、入画的形象”。于是之的表演自然朴素，不着痕迹，内里却包含了他对生活的观察和对人生的体悟。他从生活中汲取养料来滋养角色，然后完全让角色浸透了自己，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不只是像角色，而且还透着角色的气韵。例如《茶馆》第二幕里，于是之为中年王利发设计了一双虽常操劳而好干净的手，那是于是之从小学校工友的身上“借鉴”来的。王利发一上场手里就拿着刷好糨糊的“莫谈国事”的标语，在茶馆找寻粘贴标语的位置，两只手还下意识地摩挲着……一个但求平安、干练利落的茶馆掌柜形象就这样以几个简单的动作被勾勒了出来，成为“可以入诗、入画的形象”。
于是之身上有一种奇特的力量，只要他在舞台上，那种力量就会从他毫不张扬的表演中渗透出来，不显山不露水地弥漫在整个舞台上，形成一个巨大的“场”，即便他背对观众的时候也不例外。于是之的背影是会说话的背影，这在《茶馆》中体现得最为充分。例如，第一幕王利发送茶客的背影，点头哈腰间都透着一股精明圆滑劲儿。第二幕王利发背对观众抱怨“打仗！打仗！今天打，明天打，老打，打他妈的什么呢”的背影，将那种无可奈何展露无遗。第三幕结尾处，当仨老头在一起总结自己的人生时，王利发也是背对观众的，那句“改良啊，改良，我一辈子都没有忘了改良”，就是背对观众面朝天的王利发式的抒情。观众透过他的背影，能看到他难过时的泪水、听到他自嘲时的笑声，更能感受到他一生的挣扎与失败……
我曾无意间在《茶馆》中场休息时在人艺的后台看到于是之。他正沉浸在老年王利发的情绪里，慢慢地、静静地、孤独地往舞台方向走去。长长的走廊里只有于是之一个人，可老年王利发的悲伤与绝望依然如潮水般涌动。没有布景，没有陪衬，没有音响效果，只有走廊上黄色的灯光和于是之的背影——一个深深打动了我、并让我今生今世都无法忘怀的背影。
三
从1989年到1992年，我在人艺工作的时间虽不长，但那些年里与于是之有了不少的接触。我的感觉是，于是之骨子里就是一个文人，而且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文人。他勤奋好学，知识渊博，善良谨慎，敏感多思，平易近人但内心高傲。他也许应该只活在他的戏里、书里或者文章书法里而无须关心身外的一切。但当他带着这样一种文人气质去打理一个剧院时，矛盾产生了。例如，他的建设“学者型剧院”的理想终究离现实太远，他处理剧院的日常工作、职称评定、住房分配、人事安排等等也并不是游刃有余，那些景仰演员于是之的演职员们对第一副院长于是之也时有不满。痛苦因此不可避免，而善于克制的他又只会默默忍受，最多也就自嘲一下，叹息两声，绝不会将痛苦尽情地宣泄出来。于是我就见到了一个总是步履缓慢、眉头紧锁、若有所思、脑子里装着满满思虑的老人。这满满的思虑最终压垮了他，以至于他最后竟不能言语了。
在人艺的那些年里，我在剧院的公共关系部工作，也曾给于是之“布置”过不少让他烦心的活儿。看着他在大热天参加某艺术节在路边举行的宣传活动，看着他为了人艺纪念画册上的排名顺序而苦思冥想，看着他盘算着用自己的书法作品做人艺出国时馈赠国外剧团的礼品，我也感到心疼。而我最后也给他带来了不快。当我向他提出调离申请时，他很吃惊，然后苦笑着说：“走吧，走吧，你们都走吧，只我一个人留在剧院！”他曾寄望我成为人艺话剧的研究者和宣传者，而我最终没有经受住经济大潮的裹挟，离开了人艺前往深圳，让他非常伤心。现在想起，我心里依然觉得愧疚。
1999年初，由于我行将出国，在临行前我回到北京，由过去的部门老领导带着，去拜访了于是之。那时，他几乎不认识我了，人瘦了，显得更高了，但气色还不错。他和我面对面坐着，非常专注地看着我，一直无语。无论旁人如何提醒，他好像总在想：“她是谁？”“我在哪里见过她？”依然是那副若有所思、脑子里装着满满思虑的神情。
告别的时候，他和夫人一起送我们出来。刚走了几步，他就自顾自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他的夫人只能简短地与我们打个招呼，赶过去陪他。
我凝神看着于是之远去的背影，泪水盈眶。我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了。在北京冬日的萧瑟中，一代话剧大师就这样留给我最后的苍凉的背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