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2003年10月之前，有人问起我成长过程中受益最大的是什么，我都会回答是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我遇到的老师。

　　我遇到好老师的幸运，要到自己也有小孩之后，才有深刻的体会。

　　在我大儿子上小学的时候，我深为他不像我那么喜欢数学而苦恼，就要他参加老师的家教补习。

　　有一天下午太累，我提早回家休息。睡梦中，被客厅里的一阵骚动吵醒。蒙蒙眬眬地听了一会儿，才意识到是老师带着一些同学，一起到我家客厅来上课了。

　　听起来上的是数学课，老师却以背国文的方式，叫学生回答一个个题目。在老师威严的口气下，我听出自己的孩子也夹在其中，闷声答了一题。

　　他们散去后，我问儿子是怎么回事。

　　他告诉我因为最近督学查得紧，所以老师说不能去她家里补习，只能轮流到各个同学家里补习，这样有人问起来的时候，起码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没有到老师“家里”补习。

　　由于我在房间里听了他们上课的情形，先不说我根本就想不通数学课为什么要用背国文的方式来教，一想到老师要伙同这么小的学生来玩这种不诚实的游戏，就一阵心冷。

　　我跟孩子说不补了。之后，他功课不论如何，我都没再要他找老师补习。

　　大家都说我们进入了网络时代，大家都在高谈知识经济里的各种教育方法。

　　时代与环境在千变万化，老师可以扮演的角色、利用的教材、教导的知识也跟着千变万化。跟着变化而变化，我们要学的东西，只怕即便从3岁开始上小学，一天有27个小时，也是应付不来的。

　　过去我们说，老师的使命是“传道、授业、解惑”。随着网络上的革命，老师的这三个使命也必将有重大的变化，属于教科书范围的授业和解惑，将大幅为网络所取代。

　　老师主要的使命将在“传道”。一方面是基本求知方法的“道”，一方面是做人基本道理的“道”——身教重于言教的人格之“道”。

　　回想我的老师对我的启发，其实只有三样东西。

　　一是面对环境与自我的勇气。

　　一是思考与表达自己的逻辑。

　　一是愿意阅读，自己寻找知识的能力。

　　在韩国华侨社会那个贫瘠的环境里，老师能利用的教材、工具都很简陋。如果说知识像一片海洋，我在釜山华侨小学和中学所得到的渔获，能不能和一个小池塘相比都大成问题。

　　可是我感激老师的是，他们所给我的，不是让我得到多少渔获，而是最基本的捕鱼技巧，以及面对大海的勇气。

　　他们教我的是生存的基本要件。

　　我经常提到受益良多的第二个因素，是朋友。

　　朋友让我有了开朗而毫不自卑的个性，甚至有一些过头的地方。

　　我可以讲讲生平第一次听别人当面叫我“瘸腿”的经过。

　　那是我大二放暑假回釜山时候的事。有一天，我和几个朋友约了在得克萨斯胡同喝酒。我去错了酒吧，叫了几声没看到人，正要出去，里座两位也是华侨中学毕业的学长要我过去一下。其中一位学长一本正经地拉下脸跟我说：“郝明义，你知不知道，你是个瘸腿，怎么到处看你这么嚣张？我在台湾西门町就看过你咋咋呼呼的，怎么连来个酒吧也这么嚣张？你不知道你叫人看着很不顺眼吗？”

　　那天我没有生气，也没有觉得难过。想到自己的形象与气焰嚣张到如此令人生厌，能让那位学长气成那个样子，一方面觉得有趣，一方面也好奇自己怎么会“正常”得如此过头。

　　至于朋友在我成长过程中所给予我的一些实质性的帮助，就不在话下了。

　　到2003年10月之前，我从没谈过第三个因素。

　　由于我自己的成长背景与个性使然，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残障”，也不愿意和“残障者”之类的称呼扯上关系。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从根本上不同意“残障”的说法。我的基本想法是：人，各有不便。下肢不便要拄拐杖的人，和视力不好要戴眼镜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或者换个比方，在篮球场上，和乔丹比起来，大多数人就算不拄拐杖，仍然不啻“残障”。“残障”应该是个相对的概念。

　　我觉察到自己的主张与行动可能陈义过高，太不现实了。

　　于是我决定贡献一点心力，每个月用一个晚上，去广青文教基金会当义工，和一些残障朋友聊天——聊读书心得，聊大家生活里碰到的事情。

　　这样持续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于是，我发现，人生非快意所能尽言。

　　我们没有耶稣、老子、释迦牟尼的智慧，不过，我们可以相信时间。

　　时间，逐渐地，总会为愚钝的人一点点开启他能力所不及的思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