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辜鸿铭讲课讲到得意处，一把年纪的他也会忘形，或者一展歌喉唱段小曲，或者从怀里掏出几颗花生糖大嚼，其形象让人捧腹。

　　另外，上辜鸿铭的课听他臧否当世人物也是一大享受。老辜喜欢骂人，素来以铁齿铜牙闻名的他，骂起人来用词往往令人拍案叫绝。袁世凯复辟的时候，老辜正在北大上课，当时他站在讲台上，从第一分钟骂到最后一分钟，学生们在下面拼命鼓掌助兴，下课之后这些骂语犹能绕梁三日。

　　辜鸿铭在北大一向独来独往，很少与人交往，因为北大能入他法眼的人实在没有几个，北大那些新文化运动的君子，在以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辜鸿铭眼中更是不值一提。他批评胡适的英语是美国中下层的英语，说：“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胡适不懂德文，又不会拉丁文，教哲学岂不是骗小孩子？”

　　就连北大那些洋教授见了辜鸿铭也不得不屏声敛气，生怕得罪了这个“灶王爷”。有一次，一位新聘的英国教授在教员休息室无意中看到这个头戴瓜皮帽、扎着小辫子、土头土脑的老头子，不禁因为他的怪模样失态发笑。辜鸿铭并不生气，他走到这个英国教授面前，用一口纯正的英语问他尊姓大名，教哪一科的。英国教授一惊，忙答：“教文学的。”辜鸿铭一听，马上改用拉丁语与他交谈，结果这位洋教授语无伦次、结结巴巴、丑态百出，辜鸿铭道：“你是教西洋文学的，如何对拉丁文如此隔膜？”洋教授大窘，急忙逃之夭夭。

　　值得一提的是，辜鸿铭虽然精通多门外语，但与国人交谈时，一般不掺杂外语单词，以此表示自己不数典忘祖。

　　整个北大辜鸿铭只佩服一个人，那就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蔡元培校长。辜鸿铭曾经对学生说：“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自从跟张文襄（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蔡元培向当局提交辞职信，教授们集体挽留校长，辜鸿铭也积极响应，但是他的理由让人哭笑不得，他说：“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非得挽留不可。”1923年1月，蔡元培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克扣经费以及行政干预教育，愤而辞去北大校长一职，前往欧洲。辜鸿铭为了表示与蔡元培同进退，随即也辞去北大教职，就此离开了北大。

　　辜鸿铭从一个连中国字都不会写的海外来客到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文化“圣哲”，要真正懂得这一惊天巨变的原因，一定得读一读他最有名的着作《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正是这本用英文写成的大作，确立了辜鸿铭在世界上的学术地位。

　　在《中国人的精神》这本书中，我们很容易找到辜鸿铭归化于中国文明的源头。这最关键之处并不在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而在于中国文化的单纯与贴近心灵；不在于其古老，而在于其“幼稚”。

　　在欧洲游学十余年，与西方文明有过倾情交欢的辜鸿铭最终归服于古老的中国文明，这更像是一种阅尽繁华后的真淳，一种生命历经轮回后“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大彻大悟。这从《中国人的精神》对于“真正的中国人”之阐释中就可以看出来。

　　辜鸿铭说：“真正的中国人是这样一个人，他过着具有成年人的理性却具有孩童的心灵这样一种生活。简言之，真正的中国人具有成人的头脑和孩子的心灵。因此，中国精神是永葆青春的精神，是民族不朽的精神。”

　　他大声赞美中国人的生活是一种感觉生活，这种生活可以让人感受到自己的灵魂：“中国人的非凡特性，就作为一个成熟的民族、作为一个拥有成人理性而生活了如此久的民族而言，在于他们依然过着一种孩童的生活、一种心灵生活。”

　　辜鸿铭似乎完全沉醉于对“真正中国人”的向往与追寻当中，他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国人一切品质的热爱。西方人看到方块字就头痛，视之为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对此，身为语言大师的辜鸿铭解释说：“在中国的外国人中，孩子和未受教育的人学习汉语非常容易，比成人和受过教育的人学习汉语要容易得多。原因是什么？我认为，原因就是孩子和未受教育的人是用心灵语言来思考和说话，而受过教育的人，特别是受过欧洲现代知识教育的人，是用头脑或者知识的语言来思考和说话。”他嘲笑那些抱怨汉语难学的西方人：“事实上，受过教育的外国人发现学习汉语很困难，原因就是他们受教育太多，受知性的和科学的教育太多。”他认为汉语是“小孩的语言”，这个词不仅不是贬义，反而包含着无限的敬意。

　　当老外羡慕辜鸿铭记忆力好时，他就告诉他们：“当我们是孩子的时候，在学习中记住事情的能力，要远胜于我们成年后记住事情的能力。中国人有惊人的记忆力。秘密是什么？秘密就在于中国人是用心灵而不是用头脑记事情。”

　　甚至，中国人的缺点在辜鸿铭的眼中也成了值得自豪的地方，西方人嘲笑中国人体质弱，他为此辩解：“与其说中国人发育不良，还不如说中国人永不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