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成为套中人吗
黄俊杰
“一个北京工程师是个拿数字说话的人，他先自费购入PM2.5检测仪，并意识到开窗的巨大风险。又买了一个二氧化碳检测仪，意识到不开窗的巨大风险。为解决两难困境，购入空气净化器，随后发现吸附式净化器的副作用——臭氧的风险。然后购入血氧检测仪，看自己是否处于亚健康。”
这是张泉灵发的微博，安全感贯穿我们的人生链——关于孩子，父母怕奶粉有问题、怕校车出事；关于成年人，我们怕买不起房、怕投资无门、怕失业、怕亚健康；关于老人，我们怕社会保障不够用、怕看病难、怕老无所依……孩子吃手，是安全感不足；朋友聚会，为什么彼此却自顾自地玩着手机？按照心理专家的说法，聚会中只顾玩手机，说明缺乏安全感和亲密感。
电影《无人驾驶》中，肖云说：爱钱没有什么不对，有了钱才有安全感。但有北京白领发帖称，月入7500元仍然没有安全感，其中就有人评论：“即使后面再加两个零，安全感也不会多到哪里去。如果把安全感寄托在钱上，钱多钱少都会没有安全感。”
对早就沉沦俗世的小市民来说，钱买不到安全感，也许是因为钱还不够多。常看《非诚勿扰》的人都知道，比起钱，中国的剩女其实更爱房子。
顺带一提，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Daniel Kahneman教授研究发现，人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的判断和决策常常是非理性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房产新政出台之后，房地产交易中心要通宵排队、民政局里排队离婚了。
在当下，“不确定”是我们的一种常态。我们不确定闪婚会不会闪离，不确定今天出门要不要戴口罩，不确定身边是否遭遇“报复社会犯罪”，不确定今年不买房明年还买不买得起，不确定手中的那串烤串是不是人工炮制的假羊肉——与其说不确定导致了不理性的潮流，不如说不确定注定了我们的不淡定。
我们正在成为套中人吗？对外界的害怕贯穿于我们各种生活的必需之中。食品安全、环境问题、心灵病患，让我们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患得患失是生活的组成部分。在追求安全感的过程中，我们失去了越来越多的安全感；即便自己可以做到什么都不怕，我们最怕的反而是下一代什么都不怕。
J.维尔认为，现代社会进入了“不安全时代”，不安全已经渗入人们生活的结构中，破坏了个人的生活，也破坏了自我价值和自尊，产生了让人无法忍受的恐惧、焦虑、无望和无力。
安全感的缺失，是一个谁也绕不过去的问题。那些关于环境、健康、感情、财产、下一代的与安全感相关的烦恼，是变成与生活方式相关的生意与创意，还是变成一个所谓的“套子”？
安全感分两种，一种是物质上的，一种是精神上的——总是担心被人拒绝、不被接受、受冷落、受嫉恨、受歧视，孤独、焦虑、不信任、傲慢、敌视、悲观、自卑、自私、不满足、羞怯感，不停息地为更安全而努力，都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
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曾有风险社会理论，以探讨“当代精神中的不安全感”，他认为现代社会从风险的“制度化”转变成了“制度化”风险，不安全感是风险社会的核心特征。
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心理的安全感是指一种从恐惧和焦虑中脱离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特别是满足一个人现在各种需要的感觉。他进一步指出，你必须回应自己的内心：是否感到温暖？
按照J.维尔的说法，安全感是“个体对周围环境和关系可靠的持续期望”。国民要获得安全感，需要的更多是社会的保证、保障与保卫。缺少透明度的真相，总是让人感到“不确定”；不完善的监督机制，终究无法提升所有人的安全感——国民需要实现社会的存在感，古川伊织个人需要拥有人生的实现感。提升整个社会安全感的过程，就是一个改变观念、改变态度、改变社会环境的过程。
从古至今，中国人把安全感寄托在土地、钱和儿子上，却未能真正抹去内心的那一抹不安。要提升草根的安全感，关键是整个社会改变对待“人”的态度。GDP的增长，若是以失去安全感为代价，幸福感也就只是生命短暂的无根之草。
安全感也来自你我的互动，而不是对彼此不幸的漠视。契诃夫《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话，放在今天，也是一个隐喻：“看别人作假，听别人说谎。如若你容忍这种虚伪，别人就管你叫傻瓜。你只好忍气吞声，任人侮辱，不敢公开声称你站在正直自由的人们一边，你只好说谎，赔笑，凡此种种只是为了混口饭吃，有个温暖的小窝，捞个分文不值的一官半职！不，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
面对不确定的未来
肖 锋
走着走着落入下水道被冲走，开着开着在二环路被淹死，或不幸被禽流感击中……这些突发事件会引发的安全感焦虑。而更深层的安全感是集体性焦虑和制度性焦虑，说和谐点，是社会转型焦虑。
人们在大环境中没安全感，就会去小环境、小世界中去找。因为安全感是互相给的。于是我们看到，在网上人们忧这忧那，可关了微博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喝个小酒或打个小牌、看场《泰囧》，或和家人计划明天到哪里玩一下……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为5个层次：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爱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当下中国人在这5个层次同时出了问题，食品、安全、归属、尊严、自我实现。比如归属，转型期的中国人跌入陌生人社会，犹如行驶在没有航标灯的大海上。
有人指责媒体对人们的不安全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实他们是亚马孙森林中报警的吼猴，是泰坦尼克号前端的了望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2013年《社会心态蓝皮书》称，中国社会出现反向情绪。仇恨、愤怒、怨恨、敌意等负向情绪与需求不满足、不信任、社会阶层分化有密切关系。
同时，中国社会总体信任指标跌破及格线，人际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群体间的不信任加深和固化，表现为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也表现在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不信任，从而导致社会冲突增加，群体间的摩擦和冲突增加。
《商业周刊》称，“2017年中国经济或现拐点”。第一条是人口红利为零，第二条是基尼系数要突破0.6，第三条是投资转换率由改革开放初期的1：3跌到1：0.7。
我们赶上了中国几千年未遇之变局。
个人的不安全感受制于社会大结构变量、制度变量及全球化变量。消除全社会不安全感的唯一方法是变革而不是维持现状。某学者感叹，与社会各界人士交流，发现大家都是明白人，对社会局面的危险性、改革迫切性没有太大分歧。问题是，私下交流时每个人都无比焦虑、扼腕、摇头、拍案；但在公共场合，大多数人又成了沉默的大多数，难得糊涂。这是改革迟滞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30余年后，我们突然发现没有一个社会群体有安全感，从百姓到企业家再到官员。社会亟待达成自上而下的共识，大家需要坐下来谈谈。
据说，缺乏安全感的人喜欢把伞买大点再大点，那就大家一起做大这把伞。
一个社会好不好，第一看人们有没有梦想，第二看个人梦想能否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