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在两次入缅作战的热潮中，西南联大教授的“学二代”也纷纷参军，或当译员或任驾驶兵；联大3位常委正在读大学的儿子都率先做榜样：张伯苓之子张锡祜早已成为空军飞行员；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和蒋梦麟之子蒋仁渊都志愿去参战部队当军事译员。不仅如此，西南联大训导长查良钊之子查瑞传，任参战汽车部队驾驶兵；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之子冯钟辽，去参战部队当军事译员。

　　当形势危急需要联大“学二代”从军时，这些学者大儒毫不犹豫地把儿子送到前线和战场。

　　不仅联大的“学二代”，当时整个文化学术界的“学二代”大多有从军的经历。联大哲学系的熊秉明是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的公子，后来成为着名的艺术家、法国巴黎大学教授，当时他也弃学从军。联大学子陶渝生，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陶孟和的公子，当时也和同学一起当军事译员。

　　梅贻琦4个女儿中，除了长女出嫁，小女尚幼外，在联大读书的二女、三女都在1944年“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从军运动中报了名，在西南联大一时传为佳话。

　　联大历史系刘崇鋐教授也送子参军，这位前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待人和蔼可亲，亲自送孩子入伍。

　　尽管目睹和体验到军队中贪腐等阴暗面，但联大学子依旧投笔从戎，为抗战做出的贡献，彪炳史册。

　　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的战绩，美国总统授予战功卓越的人员铜质自由勋章（由于当时邮路不畅，很多人未能收到勋章和证书），名单上共有300余人，上自傅作义等高级将领，下至军官、技术人员和军事翻译员。在52名受奖的翻译官中，西南联大学生有16人，他们代表西南联大所有从事翻译员工作的同学获得这项荣誉，这也说明军事翻译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起的作用。

　　1938年9月28日，日军对昆明进行空袭，联大租来做宿舍的昆华师范学校被轰炸。于是，在1939年至1942年，西南联大掀起报考空军飞行员的热潮。当时，我国空军飞行员牺牲者甚众，当局决定在大学生中招考飞行员。许多联大学生勇赴国难，踊跃报考，先后有几十位联大学子被录取。他们走进昆明巫家坝空军航校大门时，都清楚地意识到，这将是他们英勇报国的开始。

　　经过短期飞行训练后，联大出身的飞行员到美国继续接受各种飞行训练，包括初、中、高级的教练机飞行训练和毕业后的作战飞机训练，为期不到一年。

　　他们分批回国参战，和飞虎队一起痛击日寇。其中牺牲5人：

　　戴荣钜，1939年考入地质物理气象系，受训归来在湖南芷江的空军第5大队，1944年6月在长沙战役中殉国。

　　王文，1941年考入机械系，受训归来在陕西安康的空军第3大队，1944年8月在保卫衡阳战役中殉国。

　　吴坚，1939年考入联大先修班，1940年入航空系，受训归来在陕西安康的空军第3大队，1945年在陕西与日寇飞机作战时殉国。

　　崔明川，1941年考入机械系，1943年在美国飞行训练时，飞机失事撞山殉国。

　　李嘉禾，1940年转学入物理系二年级，1943年在美国飞行训练时，不幸失事殉国。

　　据马豫《缅怀在抗日空战中牺牲的联大人》一文载，戴荣钜牺牲后，他所在的空军中队给其兄发去抚恤公函，大队长也给烈士家属写了慰问信。抚恤函全文如下：

　　荣钺先生伟鉴：

　　抗战军兴群情奋发，令弟荣钜爱国热忱，投效空军服务本大队，其志殊为可嘉。不幸于本年六月随队出发，在长沙空战，壮烈殉国，实属痛惜。除报请航委会从优抚恤外，特函唁慰。希转达令翁勿以过悲为盼。

　　戴荣钜、王文、吴坚3人的名字没有刻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的从军学生名单中，但他们的姓名、出生年月和牺牲地点，镌刻在了张爱萍将军题名的南京航空烈士公墓纪念碑上。

　　在1944年应届毕业生被征调时，外文系彭国涛去美国第14航空队，经济系熊中煜去史迪威炮兵司令部，电机系孙永明去缅甸孙立人军中当翻译。中国航空公司招考飞行员，西南联大学生应考被录取者有11人。他们经过短期训练后，即参加举世闻名的驼峰航线的运输任务，担任副驾驶员穿梭来往于中印之间。中国航空公司的主驾驶员多为“飞虎队”的飞行员转过来的，所以中国航空公司被称为驼峰航线上的“飞虎队”。

　　驼峰航线的运输线沿线气候条件恶劣，并且为避开缅北日机的袭击，不得不在没有无线电导航台和明显地标的航线上进行夜间飞行，因此飞机常常失事，因公殉职的人员中不少是联大学子。

　　联大的屋顶是低矮的，但培育出了众多大师，也培养了冲向蓝天翱翔的飞行员。有的牺牲殉国，有的成为新中国航空事业的骨干，我们不应忘记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