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有行规，门有门道，不同的语言亦有各自独特的规则和风貌。正因为如此，译者要想在两种语言之间准确精到、游刃有余地转换，真是难之又难。这不，本文就列举了一些翻译过程中产生的误译，有的令人啼笑皆非，有的让人匪夷所思，有的叫人心惊肉跳。误译看似语言上的小毛病，严重起来却足以改变世界。

　　漏译一个“i”，火星人到来

　　1877年，意大利天文学家乔范尼·夏帕雷利宣布了一项极为惊人的发现：火星上有“canali”，被英译为“canals”（意为“运河”）。根据定义，运河是由人工开凿的，于是这一发现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人们猜测这些运河可能是由早已灭绝的火星人开凿的，用于灌溉他们的作物。

　　天文学家帕西瓦尔·罗威尔读了夏帕雷利的著作，对火星产生了极大兴趣。他甚至搬到亚利桑那州，建立了自己的天文台。数年间他不断发表论文，做出了如下推测：1.火星上曾经居住着一群具有高度文明、才能非凡的工程师；2.这些工程师开凿了运河，为拯救他们那濒死的星球做最后一搏。

　　只是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罗威尔基本上是在随心所欲地绘制运河图，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迄今为止没人能把他绘制的运河与火星上的实际情况进行对照。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canali”在意大利语中指的是“水道”或“沟渠”，夏帕雷利只不过是指出了一种完全天然的地貌差异而已。

　　所有人都把夏帕雷利的发现与罗威尔的胡说八道联系在一起，据说这让夏帕雷利恼火不已——这完全可以理解。但等到真相终于水落石出的时候，为时已晚。罗威尔不着边际的想象力激发了许多人的科幻奇想，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在《星际战争》一书中同样描绘了濒临灭绝的火星人所做的垂死挣扎，而埃德加·赖斯·巴勒斯的小说《火星公主》同样也是关于火星上的垂死文明。

　　到了20世纪，火星上有火星人的说法已经被人们广为接受，而这一切都是源于一个微乎其微的字母“i”。

　　尼基塔·赫鲁晓夫想要毕恭毕敬地悼念你

　　1956年正值冷战如火如荼之时，这意味着对当时的美国而言，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就是“头号敌人”。赫鲁晓夫曾在莫斯科波兰大使馆发表过一场演说，凭此越发坐实了自己这一“美名”。在那场演说中，赫鲁晓夫在几句开场白后便开始大谈资本主义如何糟糕，而共产主义如何优越，最后他用一句现已富有传奇色彩的话作为结束语：“我们终会将你们埋葬。”

　　联想到苏联刚刚成功试射了一颗氢弹，赫鲁晓夫的这句话听上去极像是一种挑衅。美国媒体对此大肆渲染，称赫鲁晓夫是个“面红耳赤、手舞足蹈”的大话王。

　　问题是，赫鲁晓夫其实没这样说过。

　　如果将他的话进行直译，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我们会亲眼看着你们被埋葬”。

　　这句话其实在苏联极其常用。赫鲁晓夫的本意是说“我们会比你们活得长久”。冷战期间，此类“共产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言论一直不绝于耳，但由于误译，美国人以为赫鲁晓夫可能真的要将他们埋葬在核战的废墟中，于是采取行动加以应对。他们密切注视着苏联发射人造卫星和世界首颗洲际弹道导弹的动向，然后开始自顾自狂热地研究空间导弹。要不是对赫鲁晓夫一句大话的误解，美国人会登上月球吗？我们不得而知。

　　卡特总统“雷翻”波兰

　　1973年，美国总统吉米·卡特访问波兰，头一遭在这里举行新闻发布会。

　　卡特以一天150美元的价格雇了个几乎不会说波兰语的自由译员。这家伙出口即错，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卡特总统一开场说道：“我今早离开了美国。”结果被译成：“我离开美国，再也不回去了。”卡特总统说：“我此行的目的是想了解你们的想法和对未来的期望。”结果被译成：“我对波兰人想入非非。”碰上这个家伙，卡特算是倒霉到家了。

　　于是这个家伙被解雇了。为出席国宴，卡特又雇了一位新译员。演讲时，卡特说完第一句话后停下来等译员翻译，结果译员没有任何反应。卡特又说了一句，再次停了下来，译员仍然没有任何反应。显然，这位译员的问题与前一位恰恰相反——他听不懂卡特的英语，于是决定三缄其口。最后，波兰领导人的译员不得不出面收拾了这个烂摊子。最后，当卡特离开波兰之时，他已沦为无数波兰人的笑柄。

　　一词招来原子弹

　　1945年7月，盟军准备彻底结束对日作战，于是发表《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会将其“全盘歼灭”。

　　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说了些诸如“无可奉告，我们尚在考虑之中”之类的话。

　　铃木使用了“mokusatsu”一词来表达“无可奉告”的意思，但该词还有“我们根本就不把这事儿放在眼里”之意，而美国政府听到的正是这个版本的翻译。哈里·杜鲁门总统很生气，接着美国就通过以下行为揭示了其发布《波茨坦公告》的真实原因：在铃木发表评论10天后向广岛扔下了一枚原子弹，3天后又在长崎扔下了另一枚。

　　医药翻译杀人于无形

　　现在我们把目光转向医药界。有这样一个问题：在种族极其多元的地区，医生和患者经常说不同的语言，所以医生必须雇翻译。然而不幸的是，大多数译者只是译者，并不是医药专家，一旦他们遇到必须迅速做出判断的情况时，这就会成为一个问题。有个极具戏剧性的例子：一个西班牙男青年抱怨说感到恶心难受，西班牙语的说法为“intoxicado”，然后他就晕倒了。译者把这个词理解成了“喝醉的”（intoxicated），以为这个家伙喝得烂醉如泥，结果医生将他按照酒醉和嗑药过量治疗了。

　　但这个人的恶心实际上是由脑血栓引起的，也正是脑血栓导致了四肢麻痹。如果译者能多费点心弄清楚这个容易引起歧义的词是什么意思，医生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时间来救治这个病人了。不过话说回来，美国的医院怎么会知道“胃痛”一词在诸如西班牙语之类晦涩难懂的语言中该如何表达呢？毕竟全美国的居民中只有3500万人说西班牙语。

　　然而，并非所有的医药误译事故都发生在急诊室。事实上，绝大多数误译事故发生在药房。早在2009年，美国许多州就通过法律，要求药房向有需要的病人提供药方翻译服务。不过，和大多数其他商业机构一样，许多药房的经营者只用电脑软件来进行翻译。在纽约布朗克斯地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3%的药房配备了专业译者。

　　这项研究还调查了药房使用的电脑翻译程序，结果发现超过半数的药方翻译都存在严重错误，而且错误层出不穷。“口服”被译成“少量服用”，“两次”被译成“两个吻”。还有一个极度令人担忧的例子：一位男士按照血压药的说明书一天服了11次药，而非实际上要求的一次（once），出现这样的误译是因为“once”一词在西班牙语中就代表数字“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