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晚清重臣张之洞的生命即将油尽灯枯，临终前，他给子孙留下遗嘱：“人总有一死，你们无须悲痛，我生平学术治术，所行者不过十之四五，所幸心术则大中至正。为官四十多年，勤奋做事，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望你们勿忘国恩，勿坠家风，必明君子小人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

　　8年前的1901年某日，李鸿章自知不起，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上了最后一道奏折，这实际上也是他的遗嘱。奏折里，李鸿章在叮嘱最高统治者要“举行新政，力图自强”的同时，也表白了自己的心迹，说自己“服官四十年，未尝因病请假”。

　　张之洞与李鸿章在遗嘱中都提到了自己的勤政，这一点不是自吹，有他们一生的行事为证。张之洞与李鸿章有许多共同之处。比如两人都是少负才名，聪颖过人；两人都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中流砥柱。但张之洞有一点跟李鸿章截然不同，那就是他的个人操守远在李鸿章之上。

　　张之洞为官清廉，从不索贿受贿，因为家中人口多，他的日子过得很艰难。有时年关实在挺不过去了，他就派人典当衣服之类的东西。当年，武昌“维新”等大当铺有一规矩：凡是总督衙门派人拿皮箱来当，每口箱子都给200两银子，并不开箱验看，只照箱数付给银两。开春后张之洞手头宽裕一点了，必会派人拿银两赎回箱子。张之洞的弟子傅岳（民国时任北京师大教授）曾回忆张之洞身后的情形：“张去世后，谥文襄，无遗产，家境不裕。他的门人僚属都知道这种情况，所以致送赙仪都比较厚重，总计亦不过银万余两而不足二万之数。张家所办丧事也就全赖这笔钱，治丧下来所剩无几。”正因为官做得“清洁卫生”，所以他敢在遗嘱中说：“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

　　李鸿章则是一个典型的贪官。据沙皇冬宫档案记载，1896年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后，即从道胜银行获得沙俄300万卢布的回扣，时值50万两白银。而他从办洋务、办海军中得到过多少好处，只有他自己知道了。李鸿章初入仕时，他家只是中产，李府最盛时居然有田一百多万亩，难怪当时有人讽刺他“宰相合肥天下瘦”。也许是因为心里有鬼吧，李鸿章在写给慈禧和光绪的遗嘱里只敢说“服官四十年，未尝因病请假”，而不敢像张之洞一样声明自己“不谋私利”。而后世诟病李鸿章的种种不是时，贪财也是很重要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