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我选一部印象最深刻的纪录片，我会选《49Up》。如果问我为什么，我会说因为它充分说明了现实比任何虚构的作品都要残酷。

　　确切地说，这不是一部纪录片，而是一系列纪录片。1964年，英国导演Michael Apted开始追拍14个人。这14个人中，有号称自己平时只读《金融时报》的Andrew，有说她根本不想认识任何有色人种的Suzy，有想研究月亮是怎么回事的Nick，有说“女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她们总是心不在焉”的John……那一年，他们只有7岁。

　　此后，每隔7年，Apted就重访一次这批人，记录他们的少年、青年、中年，到2005年第7次追拍时，他们都已经49岁。

　　Apted当初决定拍这部纪录片时，初衷是批判英国社会凝固化的阶级：富人的孩子还是富人，穷人的孩子还是穷人。40多年拍下来，这一点的确大致得到确证：像Andrew、John这样的富家子弟基本上一直没有偏离精英“传送带”，从富人区的中小学到牛津、剑桥，再进入律师、媒体之类的精英行业；而像Simon、Jacky这样的底层人家的孩子，从来没有、似乎也没有争取去突破头顶的玻璃天花板，一路按部就班经历了辍学、早婚、多子、失业等底层命运。当然也有例外，Nick出身贫苦，但后来成了名校教授，可见命运的手掌里也有漏网之鱼。

　　但这部纪录片看下来，给人最大的冲击完全不是其政治内涵，而是——请允许我使用这个几乎成了陈词滥调的用语——生命的荒诞。片中的每一个人年少时，无论贫富，都意气风发且充满幻想，都相信未来是圣诞老人藏在袜子里的礼物，会在打开的一刹那令人尖叫欢呼。

　　但是，圣诞老人始终没有出现。片中的男人们开始挨个儿秃头，女人们开始比赛发胖，他们的眼睛里再也没有了憧憬和幻想。梦想的浓雾散尽之后，裸露出来的是苍茫的时间里有去无回的人。

　　有趣的是，这种微渺感在片中并不因阶层而异。精英阶层固然生活更舒适，但是社会对他们的期望值也更高，所以他们和梦想的相对距离，和底层人与梦想的相对距离其实是一样的。Nick在35岁时沦为无家可归的人，在苏格兰荒凉的高原上游荡，镜头前的他晃动身体，低着头说：“关键不是我喜欢干什么，而是我可能干什么。”而精英家庭出身的John，他14岁时就下定决心要从政，“取消工人罢工权，改用司法裁决”，当另一个孩子问他“那岂不是侵犯了工人的集会自由”时，他咄咄逼人地反驳：“你会把将一个抢劫犯关进监狱称为侵犯了他的抢劫权吗？”后来他做了律师，但始终没能如愿以偿地“进入议会”。40多岁时，他表情温和、脑袋半秃，微笑着说：“我现在很喜欢园艺，要是以前你告诉我我会变得热衷于侍弄花草，我肯定会觉得那是个笑话。”

　　无家可归的Nick和爱上园艺的John，一样让人心酸。

　　以前我写过一篇网络小说《烟花》，讲的是一个“反高潮”的故事：从故事一开始女主人公就貌似会和某男配角发生一段轰轰烈烈的恋情，但是直到故事结束，什么都没有发生。《49Up》则是一部反高潮的纪录片，并以其反高潮的故事走向暴露着生活的本质。从1964年开始，观众就开始等待那些可爱的孩子演绎精彩人生，等了40多年，终于等到14个天使慢慢变成了14个普通人。阿甘的妈妈说：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下一颗尝到的是什么味道。阿甘的妈妈其实也可以说：人生就像一盒口香糖，嚼着嚼着就都一样没有了味道。

　　这样说又似乎不公平。放弃了政治抱负转而热衷园艺的John，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柔和；无家可归的Nick在42岁之后竟然成功跻身地方政坛，变得更积极。这样的人性成长也可说是一种收获。事实上到影片最后，这14个人绝大多数都变得比年轻时更可爱，在时光的雕刻下，凿去狂妄，磨出温润。说到底，谁都终将被扔回时间的海底，在那里与其他鱼虾贝壳一同聆听无边的寂静，而在这之前，我们能指望的，大约只是心灵的成长，祈祷生的优雅可以抚慰它的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