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的小说《异秉》，讲了一个充满悲悯的刻舟求剑的故事。

　　卖卤肉的王二一点点发达起来，他的摊子原本是摆在中药店保全堂的屋檐下，后来生意越来越好，便租下了隔壁源昌烟店的半个铺子。王二也终于脱了穷人相，每天有些闲暇时间喝喝茶、听听书。

　　药店里两个处于职业低谷的人十分羡慕。陈相公是个学徒，看不到出头的日子；陶先生一直处于被解雇的边缘，日子过得战战兢兢。一天，几个人谈论到富贵者必有过人之处，问起王二，王二老实回答：自己大小解分开。当天晚上，陈陶二人就拥进厕所——他们也想拥有那“异秉”。

　　成功就这么被误读了。

　　前段时间，一个大学同寝室的同学给我打电话，他刚刚租了500亩土地，搞有机农业。他的举动是够大的，但老实说，我一点也不吃惊，哪天要是他告诉我，他已经身价过亿，我也不纳罕。

　　我这位同学是在乡村中自由长大的，小学时，突然犯了牛脾气，不愿上学，家人也不阻拦。他自由自在地玩了一年多，突然觉得这不是个事儿，就重新去上三年级。初中时跟着亲戚到城里卖西瓜——这还算正常的；同样是在初中，他能到筑路队干一个夏天，就着实罕见。大学时，我们6人组团去推销香烟，他是精神加肉体领袖，结果40天下来，每人赚了2000多元钱。

　　他的恋爱也颇多传奇，我也有幸目睹了大半个过程，心里嘀咕：他算个奇男子。

　　大学时，我就判定，他若没考上大学，一定是村里的能人，可以在自己的地头呼风唤雨；若身在乱世，或可有更大成就。

　　毕业后，他去的报社没有我去的好，可他干得风生水起。那张报纸渐渐不能满足他的雄心，后来他带着老婆去了广东，在一家身在地方、意在全国的报社工作。新闻做了四五年，也对得起读了4年的新闻系，然后他就坚定地转了行，做自己的事。其间，我们或多或少有联系，不管他做什么，我的基本判断一直是：一，他是对的；二，他能做好。

　　只是说到搞有机农业，他心里还真有点儿敲鼓。这行当的水有点深，他反复说，他从未做过这样的选择。最终让他下定决心的，是大势，大势所趋，事在人为。

　　一个细节是，当他决定租地建农场时，身边的朋友纷纷入股，没什么理由，只因为是他在做。

　　若说他有什么特别之处，他最初让我惊奇的地方是，他听完一首歌就能用手风琴把调子拉出来。最初，我难以理解这个黑胖子怎么还能干这细活？我完全是乐盲，不敢确定是否稍通乐理之人都能如此。可即使如此，他的手风琴技术也全凭自己摸索而成。

　　除此之外，我还真说不出他有什么特别之处。只能说他靠谱，非常之靠谱。是那种如果你有紧急情况，可以把妻儿托付与他的那种朋友。

　　说到能力，我更愿意理解为：那一点点雄心。这点雄心或大或小、或多或少，可有没有，区别就大了。

　　人或许可以分为两类：有那么一点雄心的和没那么一点雄心的。

　　对普通人而言，那一点雄心，是把自己拉出庸常生活的坚定动力；没有那一点雄心的，只能无力甚至无知无觉地，慢慢被庸常的生活没顶。

　　在变革时代，那一点雄心或许能导致波澜壮阔的结果。编草鞋的刘备，从来没忘记自己是皇叔，就凭这一点，他从两手攥空拳，到三分天下有其一。才华什么的，反而是小节。

　　我们总觉得，成功者之所以成功，是有异于常人的手段或办法。其实，这手段和办法，也大都不过是成功的一点结果，而非成功的原因。

　　在汪曾祺先生的小说《异秉》中，陈相公和陶先生，都是小可怜。他们是刻舟求剑，把结果当原因。这么求，永远也求不来成功。

　　好小说述而不作，只说事，不分析。你如果琢磨下卖卤肉的王二，就会发现，这个敦厚的做小生意的人，胸腔中也有令人尊敬的一点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