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姨说她第一次看电视是毛主席去世那天，一伙人走了十几里路挤到一个大礼堂里，穿越了数道人墙，看到了一个方方的盒子里播音员胸带白花一边流泪一边播报新闻。观看的人早已泣不成声，自己也一边抹眼泪一边瞧这稀罕玩意：头顶两个天牛角一样的铁棍，还一节一节的;盒子是木头做的，镶着一面凸凸的玻璃镜子——那上面怎么就会有相距万里之远的人出现呢？模模糊糊的记得，那还是一台彩色电视哩……
若干年后，小村庄里也架起水泥杆子，扯了电线，家家户户通电了，明亮的电灯取代了火光如豆的煤油灯，夜晚变得灯火通明，亮如白昼。突然的，某一天，村里的安云家有了一台电视机！这消息让村子里的人们热烈地兴奋，有的人彻夜难眠，纷纷拿出当年走十几里路吊唁毛主席的劲头，一股脑地挤到了安云家，去看一台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安云家有人在县城上班，公家人，吃商品粮，有本事，给家里搬弄来一台被城市淘汰了的电视机，这在全村老老少少的眼里可是天大的事。他们商量好了似的，全都早早吃了饭，等天一摸黑，便蜂拥着挤到了安云家的院子里。地窄人稠，人声鼎沸，大人孩子你呼我唤，吵吵嚷嚷，赶庙会似的。电视从屋里搬出来，坐北朝南，放在正屋的门台上，接上电，刚一打开，院子里的声音立马就消失了。哭闹的孩子声音响到一半，戛然而止，像断了电的喇叭，一口气没上来，憋了回去。全场鸦雀无声，眼睛齐刷刷地盯向那个闪着白点的凸凸的电视荧屏上。安云家的人拨弄着那个天牛角一样的铁棍，东转、西转，倒下去、立起来，立起来、侧过去，但见屏幕上一会儿雪花飘飘、一会儿白云朵朵，一会儿海波叠叠、一会儿乱麻一团，直看得人们如痴如醉、欲睡方醒。喇叭里嘶啦嘶啦地响、必必剥剥地响，突然的，屏幕上出现一个人，系着领带，端端正正的坐着，嘴一张一合的在说话。我大姨记得，就是上次在礼堂里见过的那个人。人群里啊的一声，无限惊奇从每个人心里掠过，坐躬了的腰不自觉地挺了挺。又突然的，电视里人不见了，湮灭在飘飞乱舞的一片雪花中，白茫茫好是干净。安云家的人确乎有些烦躁了，撩起袖子在额头上抹了抹，手掌就向电视猛可劲地拍去，咦——！刚才电视里的那个人就清清楚楚、立立落落地迸出来了——嘿，这玩意还挺有脾气，好心弄它不出来，拍打了一下就好了！安云家的人轻轻舒了一口气，进屋倒了一杯水喝。电视里系领带的人突然闭口不言语了，一双眼睛静静地对着院子里无数双好奇的都不眨动一下的眼睛。字幕一串串的出现，然后一眨眼就没了。荧幕上跳将出来的是一个白胡子老头，抱着一瓶古酒，大声说好啊好;电视机前的人也都跟着大声说好啊好。然后一眨眼又没了，再一眨眼，跑出来一个光着脑袋的小和尚，后面跟着一个穿着日本衣服的小姑娘——那不是人啊，那是画的小人呢。画的小人也能像人一样的走动、说话，是木偶吧？人们看得张开嘴、流出口水，发出啧啧的声音。 月亮升得很高了，人们的兴致也像月亮一样的只见上升，毫无下落的样子。安云家的人捧着喝水的杯子在打瞌睡了，头一下碰到身旁的枣树上，清醒过来，诧异地看到满院子里坐的都是人，甚至还有人骑在墙头上，无数只眼睛里映着电视里的雪花，光光点点，一片迷离。哦，都深夜了，电视节目早结束了——安云家的人站到门台子上，嗓音略带沙哑，说：大家伙都回吧，啊，电视里的人也都睡觉了，大家伙都回吧。人群里稍有些骚动，眼睛集体眨了一下，大家以为是在驱赶他们。安云家的人有些无奈，从门台子上下来，又上去，嗓音疲惫，说：大家伙都回吧，不是我撵大家啊，这电视看时间长了会爆炸的，这会儿我们都不敢碰它，等你们走了，得用小棍远远地站着把它关死了……人群里很有些不满，但还是恋恋不舍地、一步三回头地四散回家了。天空飘过一朵云，月光黑了一下。 翌日，安云家的人清点了一下自家的院子，统计如下： 板凳坐坏了一个，瓷碗少了一个，木推车的腿拆掉一个，门砖踩断一个，影壁墙上留下脚印大的一个、小的一个…… 等天一摸黑，人们禁不住诱惑依旧纷至沓来。街坊里道的，安云家的人挡又不是、迎又不是，直到电视机看得怎么拨弄也不出人了，搬回县城维修，一去不回，人们方肯罢休。 经历了这次新鲜，谁也坐不住了，一听说有电视节目，七乡八店、 泥踩浆，也要赶去看。有的人就长了志气，心里攒着一口劲：抓紧挣钱去啊，有了钱咱也买台电视机，十八英寸的！带彩的！
果然，不出两年，村子里的屋顶上已经竖起了好几杆电视天线，它们像一面面的旗帜，飘扬着拥有电视机的人家的光彩和喜悦。从此，电视成了女儿出嫁置办的最要紧的嫁妆。陆陆续续的，电视再不是稀罕物，各家各户都备齐整了。 乡亲们见面不再问：吃了不？改问：买电视了不？过了一段时间又问：换带彩的了不？女人们尤其热闹，以往，闲了没事东拉西扯，说东道西，鸡毛蒜皮，没个正经话，如今她们可有的说了：哎呀呀，你看我夜里可(方言：昨天晚上)看电视看的眼都肿了，还是舍不得关掉——哎，你说，人家刘晓庆长得怎么就那么俊俏呢！你看人家那脸，人家那腰——一边说着，一边在自己的脸上和腰上比画，愈加显得她的脸宽腰肿了。另一个女人的话声音压低了下去，说：哎，你看人家电视上，男的女的，说着说着话，抱起来就亲……声音越说越低，你一句我一句，一会儿眉飞色舞，一会儿脸色严肃，然后是一阵叽叽嘎嘎的大笑。她们指手画脚、你推我搡，话题早从电视里的稀奇事跑到谁谁家刚过门的媳妇不做饭、谁谁家的黑猪生了一窝白猪上去了。突然的，一个一拍大腿，说：你看看，你看看，我灶里还烧着火呢，前个赶集买的肉正炖呢！一个说：我去打瓶酱油啊！两个人嘴里念念叨叨，一溜烟地小跑走了。 看电视不单成了大人的生活，也成了孩子最重要的功课，放学归来，书包一甩，搬块馒头抱住电视就不放开了。大人喊：给驴割草去呀！无动于衷。又喊：去宅子上抱柴禾烧火去呀！无动于衷。一只脚飞起来，孩子连人带凳子应声翻倒在地上。大人怒气未消，喊道： “你聋子呀！耳朵塞驴毛啦！” 孩子看电视刚看到精彩的地方，一声笑还没结束，就趴在地上了，一骨碌站起来，见这阵势，甚是疑惑，问： “爹你叫我啊？” “啪！”一巴掌打将过来。孩子还挂着笑的眼角骨碌碌流下泪蛋蛋，一抹鼻子，找镰割草去了。
孩子走到一块，说起看的木偶和武打片，哼哼哈嘿，哼哼哈嘿，就模仿着电视里的动作扭打起来。玩够了，草也割够了，一起唱起电视里的歌曲踩着飞扬的尘土回家了。歌唱的狗腔猫调的，高一声、低一声，引逗得圈里的驴仰天大叫。 夜晚的街上安静得多了，电视扭开，一家人围坐着，关注着那些与己毫不相干的事、牵挂着一出悲剧里的女主角凄惨多变的命运，而忽视了身边的人、身边的事。串门的少了，往日女人们见面后那股亲热劲也淡了。电视疏离了她们，又成了她们联系的纽带。孩子的作业荒废了不少，老师们往往花费比上课更多的时间苦口婆心地劝说学生少看电视多学习，就像今日千方百计地阻拦学生进网吧、玩电脑游戏一样。 整个的社会风气在变，变得急匆匆的，没有方向。人们手里的余钱多了，寻衅闹事的人少了;原本浓郁地弥漫在乡村上空的乡情乡味也渐渐稀薄变淡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家比一家高的电视天线杆子，显示着另外一种霸道和野蛮。窗户太暗了，拆，换成能装大玻璃的;门道太窄了，拆，砌成能安装大红铁门的;房屋太低矮逼仄了，拆，盖敞亮的、高大的、气派的、能镇住全村人的……人心很浮躁，电视里声色犬马、选美跳舞刺激着浮躁的人心，使其膨胀、蜕变、面目全非。 我大姨已经从一个年轻的乡村教师变成一个头发花白的农村老奶奶，自从家里有了电视，一日不曾离开过它。她能跟人说出李谷一、毛阿敏的名字，唱出她们的歌，也能说出张惠妹、赵薇的名字，哼出她们的调。只是她现在手握遥控器，摁来摁去地找台，这么多卫星电视，怎么就没个好看的呢？她调到一个唱戏的频道，似乎满意了，不一会儿，却见她打起了瞌睡。一晃头，醒了，电视里广告在新鲜地上演，她嘟囔道： “这整天演个没完没了的，怎么也不歇会呢？” 说着，就切掉电源，把电视关了。一个光彩夺目、活色生鲜的世界立马消失了。现实世界却是那么平淡乏味、冰冷寂寞。大姨掩了大门到邻居家串门，邻居家的电视大开其声，大家说说笑笑间，早已把话题绕到电视节目里去了。她们实在不知道，除了电视，还能说点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