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员和另一台洗衣机
一个公务员道貌岸然地从对面走过来，你突然冲上前，跳起来给他一巴掌，看他是什么反应？愕然愣住，或者疯子一样奋起反击？ 这样的场面实在刺激，你有没有设想过？朱德庸就想过。当然，他没有真的这样干。 想法稀奇古怪又充满幽默，朱德庸像极了一条逆流而行的鱼，又像反方向的钟，总撞向意想不到的地方。譬如，他是在单身的时候画《双响炮》，在结婚时画《涩女郎》，在辞职之后画《上班的故事》，隐居的时候画《什么事都在发生》，做了父亲以后画《绝对小孩》。 更有趣的是，功成名就之后，有天他突然郑重地对太太冯曼伦说，我再也不画漫画了，我要做飞行员，去开飞机！ 原因简单：画画忙到厌倦，开着飞机上天，这事儿想想就觉得有趣。 朱太太慌了，哄小孩子一样百般劝慰：能开飞机的人很多，如果台湾有人可以做职业漫画家，那就是你了，多荣光啊！ 这话很让朱德庸受用，于是带着“虚荣和满足”他又画了下去。 即使没有这“虚荣和满足”的诱惑，他也得画下去，因为他对太太从来都言听计从，自称“贱好男人”。生活中，太太说你去洗衣服，他说好，好，我去洗衣服，除了衣服，还有没有别的要洗啊？ 难怪太太冯曼伦对丈夫朱德庸美名其曰：另一台洗衣机。 婚姻空难里的幸运儿 认真地说，年轻时候冯曼伦差一点就错过了“另一台洗衣机”。 那时，冯曼伦是《联合报》副刊版面主编，朱德庸名扬漫画界，拨电话约他吃饭，意在约稿。不喜欢应酬略略自闭的朱德庸很不想去，因为电话里冯曼伦的声音太好听，他一向认为，声音越好听的人越难看，想到要和长得难看的人共进午餐就意兴索然。次日上午，他一直睡觉，醒了也不起床。 朱爸爸怒了：答应了人家就得去赴约，如果不去，在家里你也没有饭吃。 无奈，朱德庸慢悠悠起床洗漱，又慢慢步行前往约会地点。这一走就是一个小时，他想，等我走到，人家饭也该吃完了，走了，那我就没事了。不料，冯曼伦深有耐心，一直在等。 更料不到的是，他刚刚望见冯曼伦的侧脸，心里轰然响起一个声音：就是她了。 他要和她结婚。未遇见前，他认为生命中一直不需要别人；遇见后，只在一刹那，他终于觉得他其实是半人，需要另外一半。 谁说这世间无有一见钟情？你以为是传说，在他人那里不过是寻常。一切如此自然，爱情来了，没有多余的枝枝蔓蔓，两情相悦，结婚，皆大欢喜。 人人都说这位留着长发的漫画家，是颠覆爱情批判婚姻的怪胎，他应是怀疑爱情不走入婚姻围城的，可现在人人都知道他婚姻美满，家有贤妻又有爱子。 他带她出席各种场合，为她煮饭，欢欢喜喜做她的另一台洗衣机，出门后牵她的手行路——一个男人牵妻子的手行路，这实在平常；倘若几十年如一日，每每出行皆是手挽手，热爱如同年轻热恋之时，那就可贵了。 朱德庸是离不开冯曼伦的，或许可以这么说，有朱德庸出现的地方，譬如新书签售会或者记者采访，如果肯留意，就一定能望见冯曼伦。她就隐在人群中，望着他。倘若她不在，朱德庸就会退缩到一个人时的自闭状态，不大说话。对此，他是这样解释的：“因为少了一半。” 而冯曼伦亦是肯为朱德庸不顾一切，那年他辞职，不久她也辞去《联合报》主编之职，在家全心照顾他的衣食起居，甚至不惜停止写作。她是他的妻子，是他的孩子的母亲，是保姆，是他的第一个读者，为他打理经纪事务，做市场营销。这一切，她说她愿意。 当然，冯曼伦很清楚，她要做朱德庸的“情人”、“太太”，而不是“工作伙伴”，因此一旦朱德庸被工作牺牲自我、抽干生活中的所有快乐，她就不惜做一回“悍妻”。 在1996至1999那两三年间，朱德庸过了一段忙碌得丢失了自己的日子。约稿电话不断，钱源源不断地进来，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部印钞机一样，每天在工作室里疯狂地画啊画，回到家就躺在沙发上两眼发直。他觉得自己病了，冯曼伦也觉到这很不正常了，她要他放慢节奏，朱德庸却说，我停不下来。 冯曼伦终于怒了：再这样下去，我和你离婚！ 不由分说给他买了去欧洲旅游的机票，将他拉出工作室，停了所有工作。 也是那次旅游，朱德庸重新审视自己，用了有别于以前的视角。视角很重要，你用了什么样的视角去看，就会看见什么样的世界。他发现，他的家庭、生活乐趣，他的一切，都在所谓“成功”之后，一点点地扭曲掉了。他说，生命总有一天会回头反问自己，你到底想要什么？ 最好的人生应是充满乐趣的，柴米油盐的烟火生活乐趣加上工作的乐趣，一段长的美好时光。而不是柴米油盐的味道弥漫到工作上，或者工作侵袭生活。 他决定隐居了。电脑还是要用，但上网也只为收发邮件或者查询资料，诸事完毕便关机；手机也是用的，但大多时候关机，需要拨打或接听电话时开机；有选择性地出席邀约。 也是在那之后，他画了《什么事都在发生》，这是他个人最钟爱的作品之一。这本书里的故事，都是关于人生困境的，爱情、婚姻、理想、沟通……他惯有的辛辣笔锋演进为悲悯荒凉，画出忙碌的现代人生命底色的苍白荒谬。他希望提醒终日匆匆赶路的现代人，“抵御成功对人的扭曲”。毕竟并非人人都做CEO，就像所有的动物并非都做狮子，其实只有狮子会成为狮子，那么牛或者兔子就好好演好自己的角色吧，找寻生活乐趣保持快乐最重要。 和冯曼伦牵手在台北街头没有目的的闲晃，回家后静心画画，或者进了厨房为太太煮饭，或者去读那些太太为他挑选的书。 冯曼伦是朱德庸的读书顾问。她经常去书店，买许多书回来，然后用神奇的速度读完，告诉丈夫，这本书适合你，你会喜欢；这本书你不要看了，你看不下去的。朱德庸因此省去许多挑选的过程，所读之书本本都是他喜欢的，且于他甚有帮助的。得妻如此，夫复何求？ 这是朱德庸的生活乐趣，亦是他的幸福源泉。幸福是最单纯不过了。 他说过，大概90%的爱情都是让人失望的。很幸运，他的爱情在另外的10%之内。亦如他所说：所有的婚姻都是一场空难，大部分人丧身了，一部分人可以存活下来，我就是存活下来的一部分。 我是你弟弟，不是你爸爸 在画《绝对小孩》之前的朱德庸，有两种题材从来不碰：一是动物，一是小孩。不画动物是因为太爱动物了，以至于无法在它们身上开任何玩笑。不画小孩是因为太讨厌小孩了，根本排斥画小孩。 讨厌小孩不是无来由，幼年朱德庸是一个不被人喜欢的小孩。他不喜欢学习，字的笔画老是写错，数学总是考十几分，这使他成为老师不喜欢的差生，以至于后来都没有学校肯接收他，他像一个皮球被踢来踢去。 那时朱德庸最爱做的事就是，画漫画，把在学校受的气发泄出来，在画里不仅丑化老师，还让他死得很难看。这样，第二天在学校见到老师，他笑着说“老师好”时，心里暗暗偷笑：你都不知道你死了多少回了。 他没有愉快的童年，竟也很不愉快地连小孩都讨厌了。 生活总有一种不动声色的巨大力量，使你爱上本来讨厌的。因了这力量，朱德庸有了七个孩子：朱重威，披头、五毛、讨厌、宝儿、比赛小子和贵族妞。 其中朱重威是朱德庸和太太冯曼伦的生子。其余六个就是《绝对小孩》中的主人公。 朱德庸一开始一点都不喜欢朱重威。孩子出生后，他躲了整整三天，不闻不问。太太无奈了，叹口气说，这小孩我来养就好了。 在小孩八个月时，朱德庸拿葡萄干给他吃，他发了一个类似“爸”的音，朱德庸蓦地意识到，这是一个人，不是动物。从此他开始主动抱小孩。爱也开始了，就像微量的毒素，随着时间慢慢累积。在小孩三四岁时，朱德庸确定，深深爱上他了，一爱上便一发不可收拾。 父子整天打成一团，父不父，子不子。他抢小孩的玩具，把东西弄坏，小孩就哭着找妈妈。这使冯曼伦哭笑不得，朋友都很同情她。而冯曼伦又不想小孩有太深的挫折感，就和小孩说，爸爸看起来大大的，其实内心住了一个比你还小的小孩，你就让他好了。朱德庸也和儿子说，你注意哦，我是你弟弟，不是你爸爸。 在陪着小小孩过童年之时，朱德庸这个大小孩亦重新过了他的童年，他那源于幼时的恐惧随着小小孩的成长而一点点被治疗。他画了《绝对小孩》，那里藏着他童年的影子，也有他儿子的故事。 最初《绝对小孩》名为《非常小孩》，可是九岁的儿子却说叫《绝对小孩》比较好。朱德庸和太太一番思虑后越来越觉得这个书名好，因为小孩子确实很绝对很简单，在他们的世界里只有好或不好，而大人们思维中有很多模棱两可的地带。 是儿子带朱德庸重新回到孩子的世界，走出一直以来童年带给他的困境。也是在那之后，朱德庸看这世界又换了视角。其实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孩子，那是最真实的自我，人人都应顺应自己的本性，不必压抑伪装，选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去做，单纯一些，再单纯一些——这也应是成长的真意。 困境，谁没有困境呢？人生充满了各种困境，会困到所有的人。笑也是要生活，哭也是要生活，不如换个视角，幽默面对。幽默像一扇门，它能带你去另一个地方。
有一次，朱德庸坐飞机，在头等舱，空乘来送食物时，一个面包不小心滚到地上，她以为没有人看到，赶紧捡起又放回去。朱德庸看见很觉得好笑，头等舱尚且如此，在经济舱又会怎样？是不是还要踹一踹再放回去？原来，头等舱和经济舱的区别只是在于钱，其他都差不多。如果你很生气，纠结于那个烂面包上，那就没意义了。 又有一次，朱德庸喝橙汁时发现杯子里有一只淹死的小飞虫。假若是你，你会怎样？整杯倒掉？朱德庸不，这只小飞虫使他很兴奋：“有人落入困境，就靠吃虫子支撑，后来获救时，体重竟长了五斤！”他也要尝尝飞虫的味道，就将整杯的橙汁喝光了。 视角不同，世界也就大不同。 譬如成功。何谓成功？是看金钱和社会地位吗？朱德庸则认为，真正的成功，是看你你有没有发挥你的特能，做到你想做的事情。“如果你在事业上得不到满足，天生没办法赚很多钱，你可以把成功转移到你的生活。” 朱德庸，这个钟爱画画的男人，他说等到画不出来或者画画让自己不快乐了，那就是他停笔的时候。画画是“无中生有的快乐”，应顺其自然，这样也许对读者不太负责，但是对自己的心负责就好了。 对自己的心负责，也就成功了。 所以，朱德庸抢儿子的玩具，儿子打他一巴掌他就还上一巴掌，哭，他也跟着生气：“你哭什么哭呀，我又不是你爸，我是你弟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