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凤枚和老伴不到10平方米的租住屋里，对她来讲最珍贵的、藏得最严实的，不是金银首饰，而是一个黑色的小账本。
小黑本记载的不是自家店里的收入，而是一笔笔支出。本子的封面上写着几个字：储户取款数。南凤枚交给自己的“任务”，就是要偿还曾经经手的一笔“公家债”。
这笔债有5万多元，她用了10年的时间，还了200多次才还清。每一笔储户取款，多则数百，少则几十，她都一条条记在小黑本里。而当初，她仅仅是这笔债的经手人。
从湖南省宁乡县金湾村（现保安村）妇女主任的职位上退休，领着每个月25块钱的退休金，又从信用社借了些钱，南凤枚便和老伴廖立成来县城里开了个小商店——挣钱还债。
一开始每天也就能挣十几块，开店一个月，南凤枚偿还了第一笔欠款。回到租住屋里，南凤枚立即翻出小黑本，拿起笔来工工整整记下：2002年8月份，付徐叔连200元，袁正华经手。
平时店里进货，为了省点钱，基本都是南凤枚或者老伴手提肩扛，背着几十斤的东西吭哧吭哧往店里搬。后来添置了一辆旧三轮车，进货才变得轻松些。
老两口吃得简单。吃米就从小儿子家背，两个人一天也就一斤米。“快70岁，也算是吃了儿子一点儿了。”南凤枚说着笑了起来，“肉吃得很少，一点点就够。”老廖还经常回老家的山上挖点儿野菜来，有时候也能吃个三四天。洗澡理发，老两口也是能省就省。
只要手里一有结余的钱，南凤枚就拿去还债。第一年，南凤枚共还了18笔、合计1436块钱，最少的一笔只有30块，悉数记在小黑本里。
储金会是上个世纪90年代在农村风靡一时的小型金融组织。农民为了方便，很多人将钱存进去。
南凤枚是金湾村储金会的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会计，一干就是7年。她是资金经手人，存放款的审批则由村支部书记负责。凭着南凤枚是个“有信用的人”，同村的徐叔连把养鸡、喂猪、种地攒下的3500块养老钱，也交到了南凤枚手里。
可到了2002年，各村的储金会普遍陷入了困境。
储金会倒闭时，南凤枚也到了退休的年纪。“我一辈子好口碑，”南凤枚说，“到老了处理不好这事，死了都不安心！”她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到58个储户家里逐个重新计算本息，将最后清理出的5万多元欠款一手揽到自己肩上。而对于南凤枚到底背负起多少债，她的老伴和孩子一直都不清楚。
老伴话不多，也没多问，借了些钱，跟着南凤枚来到县城开起小商店。一开始，挣钱不多，还钱也没那么快，但老两口一直乐呵呵的。老廖有把二胡，闲着没事就坐在店门口拉一会儿。伴着二胡，她会唱一段《槐荫会》或《董永行孝》。
因为生意不太好，老廖凭着自己还有点力气，把店扔给南凤枚，自己去谋了份园林工的差事。但是刚工作没多少日子，老廖出了车祸，当场不省人事。
在随后的40多天里，南凤枚一边照看着小店，一边到医院照顾老伴。从沙河市场到县医院有5公里路，为了省下几块钱车费，她每天来回都是靠双脚走。现在想起来，南凤枚倒是很乐观：“一个小时就够了。”那段时间里，她的体重降了近30斤。
老廖出院后留下了后遗症，干不了重活儿，话也讲不清楚，店里的生意他也帮不上忙。南凤枚就派他去还钱。每还一笔，她就偷偷拿出小黑本记上一笔，后面特别标注：立成经手。
老伴一直没发现这个小本子，但他有时候也会好奇，到底欠了多少钱？啥时候能还完？南凤枚总是把这个问题绕开，“等还完了再告诉你”。
“当时不告诉他，是怕他知道钱太多会有压力。”南凤枚告诉记者，“有压力我自己来担当。”
后来，老廖又中风了，脾气变得越来越大。但是，他还是会乖乖地为南凤枚去送钱还债。
厄运并没到此结束。2005年，他们在广东打工的女儿查出患了胆总管癌。女儿确诊后的第93天便离开人世，去世时，体重只有70多斤，皮肤发黄，像烟熏过一样。看女儿身上也没件像样的东西，下葬前，南凤枚摘下自己戴了10年的金耳环给女儿戴上。
“那是我最悲伤的一年。”至今回想起女儿的突然离开，南凤枚仍是泪眼婆娑。那也是还款最艰难的一年。
南凤枚想方设法凑钱还钱。有时候少进点货，多结余点钱还给储户。有的储户也很体谅南凤枚老两口的难处，坚决不收利息。也有之前欠债不还的贷款户，主动将钱还给了南凤枚。
女儿去世后，她便开始失眠。也是从那时起，每当接到储户的电话，她心里都会“砰”的一下，变得很紧张。
老廖把二胡给丢了，南凤枚也很少唱歌了。老两口开始琢磨起别的营生。他们每天一大早5点多就起床，给附近的装卸工、路人以及住户准备肉丝面，一碗收5块钱。晚上到了9、10点才关门，这样可以多卖点东西。南凤枚还学着熬猪油，拿到市场上去卖。还钱，成了老两口最大的心事。
“任何困难都压不倒我，我的脾气就是倔强！”南凤枚咬了咬牙，“只要我人在，自己能挣钱，一定要还清！”
可她的执着，并没有得到老天的眷顾。刚满60岁的南凤枚自己也住进了医院。医生的检查报告吓了她一大跳，冠心病、心肌梗死、高血压……在医院住了7天，不顾医生劝阻，她便急急忙忙出了院，“没钱住了”。南凤枚从医院带回“盐水”，边看着店边打点滴。
翻着还没记完的账本，南凤枚很怕活不到还清的那一天。她叫来儿子和儿媳，说：“哪一天我要不行了，你们替我把钱还上！”
在小店附近打工的装卸工，知道南凤枚的事后，也经常过来买东西。“虽然老爷子有时候脾气不好，但我们是冲着老太太来的。”
南凤枚自己从不埋怨，也不找人诉苦。工人们来了，就沏一壶茶。晚上小店里电视开着，大家随便来看，衣服破了也可以找她来缝缝补补。“开朗”、“勤劳”、“善良”，是装卸工人们从词语并不充裕的脑袋里想到的最贴切的评价。知道实情的人也会认为她“太执着”，甚至有点“傻”。
老廖不会分辨真钱假钱，好几次晚上收到百元假币。100块对老两口来说可不是小数目，那是老两口半个月的药钱，也意味着得卖将近200瓶矿泉水才能挣回来。南凤枚知道后，把钱悄悄收起来或者丢掉，再从自己为数不多的退休金中取出100块交给老伴：“这是今天的收入！”
一直到2012年的农历除夕夜，南凤枚第19次将两张百元钞票交给徐叔连，这也是“公家债”的最后一笔欠款。
她在小黑本的空白页上用黑笔重重写下一段“基金会取款总结”：自2002年8月份～2012年1月，共取款金额本金加利息51601元，取款次数215笔(次)，户名数58户。
南凤枚现在也找不出合适的词形容当时的心情：“很轻松，很舒畅，过年多买了几斤肉。”而当她将这事告诉老伴，老伴和平时一样，面无表情，张了张已经掉光牙齿却舍不得配副假牙的嘴巴：“那就好。”
她从家里将徐叔连送出来，离新年只有3个多小时。村子里飘着雪。南凤枚送徐叔连送出几十米远，但她一直没讲自己已经还完了最后一笔钱。
送走最后一个储户，南凤枚迈着步子往回走，“感觉自己轻了很多”。眼前除了黑黢黢的山，茫茫的雪，再也看不到别的东西。她没有打手电筒，因为已经习惯了在黑夜里找到回家的路。
过完春节，南凤枚又回到县城的小店，小黑本依然放进那个装旧衣物的木箱。藏了十年多，纸页上都生了黄色的霉点，就像老人手上长出的老年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