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到现在，数个月过去了，我有时一到中午还会突然想起，“天啊，我还没给父母打电话！”接下来才意识到——我根本就不用打，他们都已过世。但至少在过去30年，也许更长的时间里，我总是在上午大约11点时打电话给他们。2009年9月，母亲去世，次年1月父亲也走了，我在65岁时终于成了孤儿。

　　有人说当父母双亡时，你才真正成年。如果这话是真的，那我则走完了一段长得离谱的青春期。事实上，我应该感到欣慰，我父母做了很多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做的：漫长的退休生活中他们互相照应，高龄时又在短期内相继过世。尽管他们的身体有诸多不便——父亲眼睛看不见；母亲耳朵听不见，又有关节炎——他俩一直住在自己家里，直到90岁。

　　不过，做我父母的独生女也不容易。父亲是我见过的最粗鲁的人。他对任何客气的询问如“爸，你冷吗，你要一件羊毛衫吗？”的习惯性回答是“不关你的事！”父亲不但粗鲁，还总爱大吼。他声称，大吼是因为母亲耳背，但这好比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母亲说耳聋是父亲大吼造成的。我恨透了父亲的吼叫，但我更恨母亲的耳聋。她有助听器，但很少用。如果当我打去电话时她正好戴着，她会说：“等我把助听器拿掉。”像许多耳背的人一样，母亲认为说话可以代替倾听，所以她总冲我说个没完，根本不让我插话。

　　我父母很少提要求，但一旦提出，就不容反抗。有时我会接到这样的电话：

　　“厨房的灯泡坏了，你能来一趟吗？”

　　“今天不行，爸，我有采访任务。清洁工不能做吗？”

　　“她明天才来呢。你叫我怎么做晚饭？”

　　“但，爸，你眼睛根本看不见，换不换有什么区别？”

　　“养个没良心的孩子真是比毒蛇的牙还可怕！”

　　一次母亲要去验光师那里配老花镜，父亲让我在上班时间开车送母亲去，尽管路程只有5英里。“你就不能叫辆出租车？”我建议道。“出租车！”这个词总让他火冒三丈，甚至有中风的危险，果然，父亲狂吼道：“你觉得我们是钱做的吗！”“我不是那个意思，爸，我愿意为你们付车费。但我太忙了，我开车来回要一天。”“随便你，大小姐，我陪你妈坐公交车去。”“好吧，好吧，我开车来送她。”

　　还有那些奇怪的购物清单——“你能帮我带一件黄色薄羊毛衫吗？”母亲会说，“要考特尔质地的，不能要克林普纶或达可纶的。”她对人造纤维有百科全书般的知识，但这些名字我从未在商标上找到过。选内衣总是一个大问题。父亲只肯穿一种针织全棉背心和衬裤，而这种内衣早已绝迹了。绝望之余，我注意到滑雪穿的保暖内衣样子和这种内衣长得差不多。“这是什么破玩意？”他手一摸就开始吼道。显然，内衣用了丝般的材质。“商场里早已不卖你要的那种了，爸，这是新款，所有人都穿它。”“我不赶时髦！”为了给我父母买东西，我总是跑到远离市中心的郊区，在昏暗的店铺里还能找到上世纪那些年代生产的存货。

　　母亲有糖尿病，不应该吃糖，但她总是求我给她带“一小盒糖”，我通常会答应她，心想这点糖害不了她。但当她去世后，我才发现，她的房间里到处是巧克力和太妃糖，她私藏的糖够她吃几辈子的。

　　我和我父母的关系几十年都可算相安无事。我每天给他们打电话，每隔一个周末会去看他们。但到2006年末，母亲宣布，他们的身体撑不下去了，不得不搬进老人院。我在布赖顿找到一处地方。“爸，”我在开车送他们去的路上恳求道，“你千万不要冲那里的人大吼，别人会不喜欢的。”“不用你操心！”他说。我指望母亲会帮我说话，但令我吃惊的是，她竟站在父亲一边：“用不着你告诉你爸该怎么做。他们必须接收他，他就这样。”但不管怎样，几周后，他们在那家老人院里安顿下来，似乎还挺开心的。

　　我原以为母亲至少能活到100岁，但没想到她92岁时就走了。她在洗手间里跌倒，摔断了腿，得在医院里待3周。可出院后她呼吸也开始有困难，只得又回到医院。一次，我去探视母亲，我们好几年都没有好好谈过话了。也许是因为她躺着，或许因为她总算能集中精神，抑或是因为父亲不在场，总之她头一次能听见我的话，即使我并没有很大声。我开始道歉——为所有的事情，为我的忙碌，为我们曾有过的争吵。但她打断我，说：“原谅我。”然后合上了眼。几天后，她离我而去。

　　她的葬礼在伍德维尔火化场举行，父亲把它当做是一次愉快的短途旅行。他享受着和老人院的女性工作人员同坐在抬尸官的加长轿车里的感觉，并打趣地说她们有多漂亮，尽管他什么也看不见。葬礼上，他充满感情地唱着颂歌，当棺材开始移动时，他高喊：“永别了，亲爱的！”对他来说，那仿佛是愉快的一天。事实上，那之后的好几个礼拜，他身体一直不错。他似乎也适应了没有老伴相陪的新生活。但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酒喝得越来越多。

　　父亲另一个令人不安的变化是：他突然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我身上。父亲不断询问我：过得怎么样？工作顺心吗？换过几家报社？现在在哪家报社做？薪水高吗？一天，我打电话说周日不能去看他——我要和几个朋友外出。“什么朋友？他们叫什么名字？”“我说了你也不知道！”我顶嘴道，但父亲竟然毫不生气：“嗨，我就是想知道我是不是认识他们。”“埃里克和苏姬，你满意了？”我愤愤地说，然后挂断电话。我的老天，他的询问让我一下惊醒：好像他按了某个按钮，我突然又回到了15岁！那时他也总是这样问我：和什么朋友去喝茶？她住哪？她父母是做什么的？她成绩好不好？我对这些“拷问”既反感又害怕，因为这些问题总逼着我撒谎。当我说我去同学家喝茶时，我其实是去公交车站约会男孩子。50年后，他天真地问我周末和什么朋友出行，让我一下子回想起了过去的一切。

　　父亲去得比母亲还要突然。一天早上起床后，他摔倒在去洗手间的途中。父亲的葬礼是母亲葬礼的翻版，只是少了他的歌声。我致了悼词——我对父亲的描述是坦率的。到现在，试图美化他没有任何意义。我爱他，他也爱我，但他很难接近。

　　至于母亲，我从未真正了解过她。不过，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看见母亲朝我走来，她不再因为受关节炎的困扰而佝偻着，而是腰杆笔直，身姿挺拔。当她走近我时，她比我高那么多，我非得踮起脚尖才能亲吻到她。难道这意味着我终于原谅她了吗？原谅她变老、原谅她变聋、原谅她变得刻薄和无聊？我还能再忆起我儿时崇拜的风姿绰约的母亲吗？看来现在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