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弟弟来访，在家里住了两日。临走前，他表示想给我女儿留下点零花钱。毕竟自己是当叔叔的，上次来时小女才两岁，他和自己的侄女七八年没有见面了。这次两人就像第一次认识一样，做长辈的给个红包作为见面礼，也属于人之常情。我马上告诉他：“我们之间这一套还是免了吧。大家彼此都不要给对方的孩子钱，否则会把孩子惯坏的。我们在家一直这样教育女儿：要钱自己挣去，天下没有白来的东西。”弟弟点头称是。

　　有一次听国内一位富人朋友说，他给自己的侄女买了很贵的礼物，竟被对方说“抠门儿”，因为那不是一流的牌子。年轻人受惠于长辈，不仅不心存感激，反而觉得人家欠着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又怎么能有出息？

　　静心想想，我们也不能一味地抱怨后辈。

比如，我1979年上大学时，父母一个月给25元的生活费，其实这已经算是很不错了。记得班上农村来的学生，一个月的助学金只有22元，他们还不像我周末能回家改善一下生活，一个月至少节省五六天的伙食费，甚至有些农村学生还把钱省下来寄给父母。但是，我对自己的25元钱还很不高兴，觉得父亲一个人月薪就有170元，对我也太抠门儿了。经过不停地和父母讨价还价，两年后25元终于变成了30元。可见，在没有见过红包的时代，在中国还处于赤贫的时代，我们这代人就是在这种向长辈伸手的价值观念中长大的。如今经济发展了，我们这代人几乎是最大的受益者，也产生了许多成功人士，这种价值观念自然也潜移默化地传给了下一代，习惯性地给他们礼物和红包。下一代并不因此知足，其实不过是重复我们当年对自己父母的行为。结果自己觉得已经很大方的礼物，则为90后这“名牌的一代”所不齿，他们弄不明白：如果不是世界一流的牌子，你怎么送得出手？！

　　女儿现在12岁，几乎从来不向我们要东西。在我的记忆中，她自幼就很少向父母要东西，即使向我们要东西时也非常小心。她看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几乎从来不直接提出要求，最多委婉地表示一下自己的向往。我们则经常顺水推舟地给她机会，让她设法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想要的东西挣到，比如好好练琴以获得奖赏等。有时她表现得非常好，我们主动给她奖励，问她要什么，她提出的也就是几块钱的礼物，从来没有过分的要求，非常体贴父母的承受能力。在商店试鞋、试衣服，不管自己多么喜欢，我们只要说“太贵”“没有折扣”，她就毫不犹豫地把东西放回去。女儿甚至在晚上临睡前还向我致谢，感谢爸爸辛辛苦苦地工作，挣来钱使她能上钢琴课。她一个月仅一块钱零花钱，几年下来一分都没有花过，全存在银行里，号称要用来支付自己的大学学费。我自己从小向父母伸手的毛病，她一点也没沾上，这一点我很庆幸。

　　理性分析一下，孩子的品格还是养育的结果。我之所以没有把自己的坏毛病传给她，是注意从她的生长环境中寻找好的典范。要知道，美国社会五花八门，什么人都有，有不少孩子也是从小被娇惯得一塌糊涂。不过，“三人行，必有我师”，只要平时好好留意，不难找到好的榜样。

　　举个例子。女儿在音乐学校中有个好朋友安娜，比她小两岁，但安娜弹钢琴要比女儿出色得多。我们每次听安娜弹琴都要叹息：实在没办法，人家是天才！后来熟了才知道，安娜小小年纪，一天至少练两个小时的琴，有时甚至超过3个小时。女儿则练一个小时都很勉强。安娜的母亲南希是第二代华裔，广东人，医生。她嫁了位德国工程师，两人一口气生了3个孩子，最小的才刚刚会走路说话。为了孩子，南希的丈夫辞职当起“家庭主夫”。每个周末，夫妇两人带着3个孩子，从缅因州单程驱车两个多小时，到波士顿陪安娜和她的弟弟上音乐课。最近因为实在受不了这番辛苦，从缅因州搬到了新罕布什尔，把旅程减半。两人对教育之疯狂，也可窥一斑。

　　南希对孩子严厉起来到了不近情理的地步。一次安娜迷上了电子游戏，导致练琴时间不够，南希竟在安娜开演奏会时拒绝前来捧场。她告诉我们：“从小我就对这些孩子讲，长大想上大学，那就学好功课去拿奖学金，我是不会给你们付学费的。”我们听了后暗暗为她的孩子叫苦：“你一个当医生的，年薪几十万，而奖学金绝大部分是根据经济需要给的，只有为数很少的奖学金是绝对按学业和素质颁发的。这条路也太艰难了，你的孩子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争取到？况且，你的老大安娜也才8岁，难道你的孩子们还没上学就得为自己未来的奖学金操心？”

　　不过，听她这么解释，我们也明白了安娜为什么弹琴能如此用功。比起我们的女儿来，虽然安娜生活在一个比同伴要富裕得多的家庭，但是她的危机感也比一般人大得多。最近他们一家又上演了另一台戏，那就是做买卖。南希计划明年夏天送安娜到德国学习音乐，而且要安娜现在的俄裔钢琴老师陪同去。这种奢侈的教育，只能让我们这等普通的家庭望洋兴叹了。不过，南希告诉安娜：“家里没有钱支付你老师的费用，你要想办法自己挣出来。”可怜的安娜一急，决定把自己积攒了多年也最为心爱的日式小橡皮出售给小朋友们。南希大喜，决定帮助女儿进行“企业扩张”，跑到文具店讨价还价，以50美分一块的价格批量买下橡皮，再让安娜按一块钱一块的市场价推销。日后安娜一见我女儿，第一件事就是先兜售橡皮，而且，一般一次成交就几块钱的金额，南希还要帮助女儿给买主准备感谢卡。我们每到周末就看见这母女俩提着一大箱橡皮在音乐学校的走廊里找买主，心里不禁暗笑：这可是人家的风险投资呀。一个年薪几十万的医生，陪着女儿兜售橡皮，一个小时挣三四块，收入不及最低工资线的一半。更不用说，批量买下的这么多橡皮，一半怕是也推销不出去，最后肯定要赔本。

　　南希的年龄我们自然不好问，女儿说她长得像个少女，估计最多30岁。如此年轻，养育两女一男，以及一位德国造的工程师“专业丈夫”，是典型的成功职业女性。真要经营橡皮生意，想来她也有足够的智商不做这种赔本的买卖。其实，她赔的本就是在女儿身上投的资，她要想尽办法让女儿从小就明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甚至从自己的父母这里也得不到。我很难想象安娜长大了会变着法儿向自己的父母要钱，因为她从懂事起就没有这个概念。

　　我常向亲友讲，在美国养孩子相对容易些。比如，为什么女儿没有我小时候向父母要钱的坏毛病？一是我们做父母的经常这样教育她，一是整个社会环境也给了她潜移默化的影响。她的朋友就是安娜那样的孩子，她从这样的朋友身上学到的东西，只能强化父母对她传授的价值观念。如果是在中国，她周围的朋友也许都是拿红包的孩子，而且可能聚在一起比谁的红包最大。这样，父母再想让她辛辛苦苦地靠卖橡皮挣学费，她就未必那么容易接受了。所以，“富二代”不仅是个家教问题，也是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不过，社会问题是能够被改正的，这需要我们这代做父母的人在教育的价值观念上形成一种共识。这种共识如何建立？我和弟弟的那番谈话就是个起步，我们这代人首先要在亲友中开始这样的讨论，最终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为下一代的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这是一种对社会的责任，为人父母的履行这种责任，就是履行对自己孩子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