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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房奴的幸福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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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德峰
来源:《中老年时报》2013年6月28日

  2003年前后,我国迎来第一波房贷高潮。当时的贷款期限基本以10至15年居多,如今,首批借贷者相继进入无债状态。然而,还清贷款的房奴们幸福吗?

  作为首批房奴,济南白领黄益民早些年就“解放”了,但翻身房奴的幸福感,他并没有感受到太多。更多的,是焦虑。

  首批房奴幸福论,在黄益民这样一个10年来有过两次置业经历的人看来,是在鼓吹房地产泡沫,让人觉得房地产就像当年的股市,只要一辆奥拓进入楼市,转身就会有一辆奥迪出来。

  然而,西班牙房奴已经“杯具”了。2012年11月11日,一名西班牙房奴因无法按时还贷,难以忍受银行没收房子带来的羞辱,当场跳楼自杀。而那些已经被深度套牢的西班牙华人房奴,大部分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前,在西班牙房价处于最高点时购入的。

  这样的现实提醒黄益民,要看好自己手头的钱。这笔财富,是黄益民刚卖掉一套150平方米的房子变现来的。2007年买的这套房子,或许是黄益民这辈子抓住的最大机会了。

  但黄益民现在焦虑的是,暂时存在银行里的这150万,每天都面临着通货膨胀下的缩水风险。可升级换房,再成房奴,他不敢冒这个风险。在他看来,真正幸福的房奴是那些有大房的、有多套房的、炒过多套房的人,而他,“只是在别人吃肉喝汤时,蹭到一点油花而已”。

  要过上幸福日子,得让这150万保值增值,不能因通货膨胀贬值,房价更不能降下来。黄益民现在住的房子,是妻子单位分的房改房,当初花40多万买来的,如今价值已过百万。

  “一旦坐上房价这趟‘高铁’,心态就不一样了。”私下里,黄益民自认为是有正义感的人,他关注过“蚁族”,感叹现在的年轻大学生打拼不易。数量庞大的“蚁族”正为能够搭上房价这趟“高铁”疲于奔命。但另一方面,作为坐上“高铁”的人,黄益民希望这趟车能开快些。他甚至有些后悔,当初钱还早了,款贷少了,房买少了。

  “没有人抵御得了这样的诱惑。”黄益民为自己的“分裂心态”辩解。

  即便是像他这样的“蹭油花”者,10年来过手两套商品房带来的收益,也相当于在单位辛辛苦苦干10年。这样的“致富路径”一旦被人推崇、追逐,成为普及的价值观,整个社会就只会看到首批房奴的“幸福”,而背后付出的巨大的社会成本,没有人去关心。

  毁了爱情,毁了想象力,也毁了创造力

  黄益民的朋友杨延平也赶上了商品房“头班车”。

  2002年,杨延平花17万元买了套110平方米的顶层阁楼,贷了10多万元,还贷期15年。由于两口子工作不稳定,这笔贷款至今还背着。

  搞艺术的杨延平注意到一组名为“包袱”的艺术作品,该作品表现的是房奴的生活——不敢旅游,不敢生病,过年不敢回老家,甚至不敢要孩子,每个月先把还房贷和交社保的钱留出来。“患得患失、斤斤计较、唯唯诺诺,活得一点不像个艺术家。”杨延平自嘲。

  杨延平为房子付出的“机会成本”,西班牙《世界报》曾这样描绘:“中国的高房价毁灭了年轻人的爱情,也毁灭了年轻人的想象力。他们本可以吟诵诗歌、结伴旅行,而现在,年轻人大学一毕业就成为中年人,为了柴米油盐精打细算。他们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是物质的、世故的,而不能体验一段浪漫的人生、一种面向心灵的生活方式。”

  杨延平做房奴十余年,人生最重要的十余年献给了房地产,“这是一种对青春的掠夺”,幸福感因此消减。“但是,你还有别的选择吗?”杨延平说,当大多数中国人把买房看成获取安全感的重要手段、房子成为家庭稳定的基石时,还有谁那么容易逃得开?

  2010年,在上海读完大学的林涛奔回老家。“我不愿成为‘蚁族’中的一员。”林涛说,四年的大学生活,已经让他切实感受到在上海做一名白领的压力。

  在美国著名咨询公司美世公司发布的“全球生活成本”城市排行榜上,北京和上海高居全球第9位和第11位。“这种高成本,显然是被高房价推上去的。”旅美学者薛涌说,中国的人均GDP世界排名相当靠后,这使得刚毕业的大学生很难在生活成本如此高的大城市生存。

  对北上广这些城市来说,这并非好事。因为被房价门槛拦在门外、处于创业期和创业准备期的年轻人,正是整个城市最有创造力的群体,失去他们,在薛涌看来,会严重损害一个城市的活力与创造力。

  伪中产,伪幸福

  据统计,2010年全国新建住宅均价为每平方米4725元,比2000年每平方米1948元的均价上涨了143%。若剔除保障房的因素,2010年市场化的住宅价格,比2000年上涨3到4倍。杨延平2002年买下的顶层阁楼,如今价值百万。像他这样的“百万房主”,正是被房地产市场催生出来的“中产阶级”。

  但“一个人要吃烧饼,就不能用这个烧饼卖钱,想卖钱的话,那他就不能吃这个烧饼”。杨延平中学时学过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这个“商品既具有价值,又具有使用价值,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占用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经典理论,很容易就戳破了“百万房主”的幸福感。

  “部长伯伯,怎样能让房价降一点?”党的十八大上,11岁的张佳鹤抛向住建部部长姜伟新的问题,得到的回答是:“房价的问题,将来会解决的。”

  不管是第一批购买商品房的黄益民、杨延平,还是新一代房奴林涛,以及未来同样会购房的张佳鹤,房子的问题,怎样都无法绕开。

  “为什么我们的人生和梦想,都要拴在一套房子上呢?我们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期盼,仅仅是一处房子,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太悲哀了?”《蜗居》中的问题,同样是现在众多年轻房奴所要面对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恐怕只能从社会公平、收入分配、福利保障、房价调控、物价水平等民生改革上去破解了。

所属《读者》期:《读者》2013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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