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六月下旬的北京，阳光照在皮肤上已略有烧灼之感。夏天来了，日坛公园的每条长椅上都坐着人。他们可能是附近的居民，也可能是路过的游客，还有可能是流浪汉，我没有仔细甄别。
我纯属路过，去旁边的波兰大使馆参加一场“爱操心”的知识分子朋友们组织的读书会——北京充满了这样的人，我也忝列其中——讨论波兰的转型和对中国的启发。
时间尚早，我就溜达进了公园，也找了个长椅坐下，想再看一会儿书，以提升一会儿讨论的理论高度。
刚打开书，一个大学生模样、扎着马尾的白衣女孩抱着一个大大的泡沫箱子走到我跟前说：“哥哥，来盒水果吗？很新鲜的，十块钱一盒。”我扫了一眼她的箱子，里边整齐地码着几小盒水果，有西瓜、苹果、香蕉，都切成了小块。我没有买，她也不纠缠，很轻快地走开了。
“喂，小妹妹，你过来。”旁边几米外的长椅上，一位戴墨镜的中年男子冲她招招手。她走过去，两人交谈了几句，女孩取出一盒水果给他。他打开，用牙签挑出几块水果吃，似乎赞美了几句，却没见付钱。他说了几句什么，女孩似乎生气了，夺过小盒子放进箱子，扭头大步走开，毫不像来时的轻快。但是没走几步又折返，把刚才那盒水果扔给男子，再转身离去。
“喂！小妹妹，你别走啊！喂……”这时我开始注意他。见女孩不答理，男子又喊：“喂，我没骗你！我真没钱，我两天没吃饭了，等发了工资一定还你。”听了这话，已经走出十步开外的女孩又急走回来，沉着脸一把夺下男子手中的水果盒，头也不回地疾走而去。“噔噔噔”的脚步声传递着她的怒气。
这时，呆坐在那里的男子手足无措地尴尬地笑着，口中发出神经质的喃喃声：“唉，她不相信我……我真的没钱……她不相信我……我两天没吃饭了……她不相信我……唉……”
女孩显然还处于受到欺骗的愤怒当中，在她走出几米外路过一个垃圾桶的时候，她拿出被男子“试吃”过的那盒水果，“哐”地投进了垃圾桶。
“扔了，呵，扔了。”男子看见这一幕，尴尬极了，自尊心一定受了不小的刺激，“饿死我，我也不捡，不捡……”
这名男子平头，皮肤黝黑，穿戴算得上整齐，黑背心外加一件休闲夹克，蓝色牛仔裤搭配休闲布鞋，黑色的墨镜增加了他的洋派，一副小老板的模样。但是，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旁边放着的一捆军绿色棉被、几个粗布包裹以及做扁担用的木棍，表明了他作为一个城市底层打工仔的身份——今天他显然已沦为囊中羞涩的流浪汉。
我想打探一下他为什么要吃“霸王餐”，便走过去与他攀谈。他摘下墨镜，讪讪地笑着，眼神中透着憨厚——一个都市的孤独者。孤独的人最渴望倾诉。他给我看他的身份证，他是安徽的一个农民。他试图告诉我他的所有遭遇：他不认识字，为了供两个女儿上学而出来打工。先是在大连的建筑工地干杂活。他喜欢唱歌，干活的时候也止不住地大声歌唱，但是，这在钢筋水泥构成的大都市里不是什么美德，他毫无悬念地被开除了。他有一搭没一搭地打点零工，所得仅能勉强维持他在城市边缘糊口。
后来他听了几个山东大汉的忽悠——他们说到北京当保安机会多、收入高，于是他就一个人来了北京，但是工作全然不像山东大汉说的那么容易找。他在通州闲待了几天，心里发慌，便决定自己进城试试。他一心想当保安，但是在高度知识化的都市，谁又愿意把守护家园这样一个重要的工作交给一个文盲呢？
他就这样盲目地寻找了两天。某天晚上，他冒雨步行一夜，走到天安门广场看了一次升旗，这是两天来唯一的收获，他为此感到荣耀：“嘿！我告诉你，兄弟，在我们村，我可是第一个看过升旗仪式的，不骗你！”
总之，他没有如愿找到工作。钱花完了，只好流落到免费的公园，睡在假山乱石之间。他把一件15块钱买的衬衣洗了晾在树上，上了个厕所回来却不见了。“我可真倒霉，你说是不是啊！”他自嘲着，希望得到我的慰藉。说到那个卖水果的小女孩，他很不好意思，说等找到工作，一定把钱还给她。他反复向我重申：“唉！我真的太饿了，我两天没吃饭了，可是她不相信我……”
我给了他100块钱，让他务必把钱还给那个女孩，他千恩万谢。女孩绕到公园的另一头去了，他说他这就去找她。大使馆的读书会时间到了，我匆匆离开，不知道他是否找到了她，钱是否真的还了。直到坐在波兰大使馆里，思维穿越万里之外开始讨论波兰转型的宏大话题时，我的脑海里依然浮现出公园里的那一幕。
有一种说法：“人一旦双脚脱离了土地，道德便会下降。”这话有一定道理，却没有点明实质。人离开土地之所以导致道德下降，是因为人的流动打破了原有基于宗族和血缘的熟人社会关系纽带和伦理束缚。在都市这个巨大的新空间里，人们对面不相逢，邻居打了照面也不过一笑而过。在这里，背叛道德的机会成本远低于传统乡土社会。于是，欺骗、冷漠甚至道德沦丧频频发生，人们普遍哀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个时代的确有些礼崩乐坏的症候。
（二）
日坛公园小事件后的一个傍晚，北京突降大雨。从地铁口出来，我与妻子急忙搭了一辆三轮车回家。三轮车开到小区门口却意外熄火，重打了几次没成功，司机师傅连连道歉。见我家已经不远，他让我们下车步行，他慢慢修理。
付了钱下车后，我去旁边的一个小超市买东西，妻子则在超市门口等。忽听妻子“哎呀”一声，我跑出来，妻子说：“三轮车师傅摔倒了，快去帮帮他。”
他倒在大雨里，身体蜷曲成弓形，双手紧抱着左脚，抽搐着，口中发出“咝咝”的忍受疼痛的声响。三轮车斜倒在一旁的铁护栏上。
原来，我们离开后，他始终未能发动三轮车。他试图将车拉到一边，免得影响通行，不料车子一拉动，竟“突突”发动起来，一股瞬间的爆发力裹挟着他冲向铁栏杆。
他的脚背被割开了，一条10多厘米长的裂口翻卷出内里带血的红肉。
恕我直言，当我跑向他的时候，我想起了彭宇——南京的一个打工仔，2006年的冬天，他将一个摔倒的老太太扶起来并送到医院。事后老太太却起诉他撞人在先，要求他赔偿医疗损失。彭宇被判败诉，全社会一片哗然，主流舆论认定老人诬陷了好人。
“他会反咬我一口吗？我会成为又一个彭宇吗？”出于一个新闻人的职业敏感，我一边跑向他，一边闪过这样一个庸俗的念头。
一个保安在我之前把他扶进了三轮车驾驶室坐下，但是他的血仍在快速地往下滴。我告诉他，情况紧急，必须立即去医院。我去扶他起来，他却急了，右脚单脚支撑着跳下车来，用粗糙有力的双手推我离开。
暴雨如注，雨拍打在他的脸和滴血的伤口上，那一定很痛。但是他一边拼命推开我，一边说：“雨这么大，大哥，你快回去吧！快回去！”
我越是坚持，他越是着急。“我老婆马上来，我老婆就是医院的，她来了就会处理，她什么都会。谢谢大哥大姐，真的谢谢你们，真的！”他急急地说着，急得如同这暴雨。
我只能把他扶回三轮车，让他把脚架高，以尽力止血。妻子跑到小超市看是否有绷带可买，以便先包扎一下，老板说没有，但塞给妻子一条毛巾，并且坚决不肯收钱。“这是做好事嘛！”他说。
10分钟后，司机师傅的妻子和兄弟从附近赶来。他妻子什么医护用品都没带，见状只是着急，显然不是什么医生或是护士。“没事没事，一点小伤口自己会好。”他这样说倒不全是出于对家人的安慰，能忍就忍是农民对待病痛的惯常态度。
“不行，必须去医院！必须去！”我们一致劝说着，强行将他扶上他兄弟的另一辆三轮车，他才答应去医院。走的时候他一再地感谢我们，似乎我们的一点同情之心和举手之劳是什么了不起的恩惠，让他受之有愧似的。
这个小事件展现了与彭宇案相反的道德镜像。或许是京城难得的雨夜加剧了我情绪的波动。总之，他没讹诈我，没反咬我一口，他的善良与谦卑，让“精通”世事的我感动了。我自以为精心推敲的关于道德滑坡的逻辑无懈可击，这件事情却让我意识到“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道德滑坡固然是事实，但我们也多少有些反应过度，甚至杯弓蛇影。
这个谦卑的三轮车夫，还有善良的小店主用质朴的行动表明，不管是出于乡土社会的道德承继，还是人的本性，礼义廉耻的因子仍存在于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这是诚信重建的火种，有它在，我们就不至于掉入绝望的黑洞。
（三）
该讲第三个小故事了。几天前的某个夜晚，我与朋友聚餐后准备回家，我所在的地方有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很少有出租车经过。我想起朋友推荐的一款名为“嘀嘀打车”的软件，我下载了软件，通过语音留言发出我的需求，一分钟之内就有出租车司机表示愿意前来。
打完电话，手机就没电了，我只好在昏暗中默坐等待。这意味着我已把回家的希望寄托在了一个陌生司机的信誉上，可是这种信誉在多大程度上可靠？鬼才知道。
事实证明我又一次小肚鸡肠了。大约20分钟后，正在我满腹狐疑的时候，一辆出租车如约停在了我面前。路上我问司机：“如果在赶赴目标的途中遇到其他更有利可图的活儿，你会不会爽约？”她说不会，因为一旦那样，她将在系统里留下不良记录，信誉受损后下次将无法接受预约。同样，如果乘客爽约，乘客将会留下不良记录，影响他下次打车。
她接受预约上百次，被“放鸽子”的事情只遇到了一次。一位机场的乘客预约用车，等她开了几十公里赶到时，乘客已经坐了别的车离开。这让她非常愤怒，每天打电话骂那位乘客，她说：“我可不能轻易放过他，要让他知道失信的代价。”说到那位失信乘客被骂到不敢开手机，女司机很解气地“呵呵”笑了。
大都市里的陌生人，通过一个小小的掌上软件，通过每一次看起来简单的预约、履约和违约后的惩罚，无意间重塑了新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不以乡土社会的宗族和血缘为基础，它的基础是社会诚信。新技术的魅力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出来，它的本意是商业性的，却达到了重建诚信的社会效果。
我们处于这个新旧并立的时代，失望有其理由，但绝望同为虚幻。我们站在强大的旧世界的裂口处，正迎来一个由新技术、新商业、新社会所构成的生机勃勃的崭新体系。这个体系刚刚萌芽，但已经发出耀眼的光芒——我相信增量的力量。
何况善的因子仍然存在，它并不是什么失传已久的道德秘籍，不过是人的本性。只是它被某些东西遮蔽了，比如被大众传播所放大的趋利避害的心理阴影遮蔽。所以，我一直没有把日坛公园里那个憨憨的神经质的男子当做一个骗子，我认为，他不过是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