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惯例，单位在春节前组织我们去走访贫困户。那天我们带了面粉和花生油，浩浩荡荡地向望庄进发。村干部早已在等候我们了，村头的大喇叭反复地广播着：“张三、李四、王五，在家等着，不要到外面转悠，区里的干部来看望你了，区里的干部来看望你了，在家等着，不要乱走……”大喇叭嘹亮的声音，夸张又认真，我们不禁哑然失笑。

　　村干部分好了工，分头带领我们去往各家。我的帮扶对象是一个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村委会提供的他的资料上赫然写着“大脑有病”4个字。一路上，村干部讲了若干关于这个老汉的笑话。比如，他放牛的时候，故意把牛赶进别人的葡萄园里，牛几乎把葡萄秧全都吃光了；比如，他记不清3个儿子的名字，时常张冠李戴……

　　老汉家门口是玉米秸垛，门上了闩子，村干部直接打开，进了门，入了院，然后向左右两个房间里瞅了瞅，空无一人。村干部摸一摸土炕前的炉子，仍有余温，便说：“估计人没走远。”我说：“那就把面粉和花生油放在屋里吧。”村干部犹豫了片刻，说：“还是拉回村委会让他自己取吧，家里没人，万一弄丢了算谁的？”院里有一棵老树，差不多完全枯朽了，树身上有两个黑洞，像是一双无助的眼。这棵树站在院子的角落，显得苍老、颓败，却依然是一棵树的模样。偶回头，我看到一只猫在屋脊上游走，刺眼的阳光下，猫的身影有些迟缓和幽暗。

　　我们提了面粉和花生油正准备返回村委会，一个中年大胡子从隔壁蹦出来，大声嚷着：“凭什么救济他不救济俺？俺的日子更不好过。”村干部的脸由红变白，怒声呵斥：“他的脑子有病，你的脑子也有病吗？瞧你那点出息。”村干部一边骂着，一边发动了拖拉机，不顾胡同口一个石桩的阻挡向前闯去，一次没闯过去，两次也没闯过去，最后猛踩油门把石桩直接撞翻，载着我们一溜烟地离去。中年大胡子在拖拉机后面追了好远，嘴里一直嚷着：“凭什么救济他不救济俺？”

　　回到村委会大院，我们才知道那辆拖拉机的刹车早就出了故障，不由得一阵后怕。“在村里，不需要刹车，有油门就够了。”村干部说。他把面粉和花生油卸下车来，把刚才大胡子的表现说给大家听，引得一阵哈哈大笑。

　　我把两百元钱交给村支书，托他转给那个患病的老汉。然后我们就站在村委会门前东拉西扯地聊天。一只小白狗摇着尾巴跑了过来，它的皮毛脏兮兮的，但是一眼就可断定，这是一只挺贵的宠物狗。村干部说：“这狗的品种叫白熊，你看它胖嘟嘟的，是不是一副熊样？”“现在的动物，杂交串种了，弄得猫不猫、狗不狗的，就像城里人一样。”村干部自问自答，像在跟谁开玩笑。这时，从对面的商店里闪出一个妇人，大声地冲着这边喊：“小丽，小丽，过来，给我过来。”那狗并不理会，兀自在我们脚前玩耍。村干部又开口了：“这狗如果犯了性子，连主人也咬的。”我们于是一阵哄笑，感慨现今这世道什么规矩都乱了，再恶的狗也不该咬主人的。“你说现在这世道，到底是个什么世道，真是让人看不透。”村干部嘟嘟囔囔。我瞅一瞅身边的同事，他们并不在意，完全把这当成了一个笑话听。

　　我们有一搭无一搭地聊着村里与村外的事。一个老人远远地走来，她推着小铁车，70多岁的样子，腰像弓一样，步子还算利索。村干部介绍说她是那个患病老汉的老伴。她把面粉和花生油搬上小铁车，村干部从兜里掏出我的那两百元钱递给她，她接过了，神情木然。我说我帮您送回家吧，她说不用了她自己推得动。村干部在一边说，她这些年一直在干农活，这点分量还是没问题的。我看着老人一步步走远，直到身影模糊，消失在我们和村干部刚才逃出来的那条胡同里。

　　中秋节前，单位组织第二次走访，我终于见到了我的帮扶对象——那个患病的老汉。那天，我们依然坐着村里的那辆拖拉机，拉着面粉和桶装花生油去他家里。在那棵枯树的旁边，我见到了一个枯树一般的老人。他浑身像筛糠一样不停地颤抖着；脸上的皱纹比龟裂的树皮还要干枯。我问寒问暖，他表情漠然，只是反复地问我来做什么，是从哪里来的。同样的问题，不到10分钟的时间里，老汉问了10多遍，我也回答了10多遍。老汉说：“俺犯头晕的病，已经好几年了。”我安慰老汉，建议他早点去医院检查治疗。他咳嗽了起来，说：“不管了，也不治了，就在家里慢慢等死吧。”我一时语塞，不知该说什么了。这是一个等死的人，我无法给他提供真正的、彻底的帮助，这让我感到深深的羞愧和无力。看着眼前的这个老汉，我突然想起另一个人，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那是多年前的事情了。他的名字叫邹辉，是一个被确定为区级领导“手拉手”对象的特困户。他患有腿疾，生活勉强可以自理，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那次与张区长去他家里，3间瓦房，家徒四壁，他的刚上小学的儿子，在炕上眨巴着眼睛，惊恐地看着我们几个陌生来客。张区长很难过，他从兜里掏出1000元钱塞给邹辉，当即陪他去了医院。那天的专家会诊是由院长亲自主持的，手术方案一直研究到午后。院长慷慨表态，医院有责任也有义务帮助社会困难群体，他们将把邹辉的手术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抓，尽最大努力让患者恢复劳动能力，考虑到患者家庭困难，医疗费用全免。

　　手术很成功。院方也很高兴，叮嘱邹辉千万注意休养，半年后再做第二次手术，他的腿疾有望彻底治愈。术后不久，邹辉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在机关大楼的门口等我。我下了楼，看见他和妻子扛了半袋子玉米面和一桶花生油，说是自家产的，一点心意，无论如何要我收下。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接受这样一个特困家庭的“心意”，是伤天害理的。我推辞再三，他们一再恳求，邹辉的妻子急得掉下了眼泪。我最终以工作纪律为由谢绝了他们。他们默不作声，扛着那半袋子玉米面和一桶花生油挤上了公共汽车。

　　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自责，觉得自己不近人情，缺乏正常人的体温，我对邹辉心意的拒绝，一定伤害了他们最朴素的情感和自尊。或许，在潜意识里，我只是把对他的帮助当成了一个工作任务来对待，忽略了其中的人情味。

　　就在邹辉即将进行第二次手术的时候，张区长调到了别的城市任职，手术的事情也就无人问津，从此停顿下来。邹辉给我打过几次电话，他并没有多说什么，我理解他。我跟医院方面联系了多次，最终也没有得到确切答复。这件事情不了了之，前功尽弃。我再也没有听到邹辉的消息，渐渐地忘却了这个患有腿疾、并且有望治愈的人。

　　又过了两年，我去邹辉的村子调研文化大院建设工作。在村委会办公室旁边一间挂有“文化活动室”招牌的屋子里，村里组建的歌舞队为我们演唱了一支又一支红色歌曲。载歌载舞中，我突然想起了邹辉。村支书告诉我，邹辉的腿越来越糟，差不多要瘫痪了。村支书的表情很淡，看不出什么同情也看不出丝毫惋惜。沉默了一段时间，他恍然记起什么似的说，当初如果张区长不调走，只要能做第二次手术，邹辉的腿应该能保住。

　　我沉默无言，心中掠过一阵疼痛，为一个人的即将瘫痪，也为自己的无力和无奈。倘若有一天邹辉真的瘫痪了，我是有责任的……就像此刻，面对眼前这个患病等死的老人，我觉得我是有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