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我进入了汤用彤先生的家，嫁给了他的长子——1951年刚从北大哲学系毕业的汤一介。结婚典礼就在小石作胡同汤家举行。按照我们的策划，婚礼只准备了喜糖、花生、瓜子和茶水。晚上8点，我的同班同学、共青团委员会的战友们和党委的一些领导同志都来了，气氛热闹活跃。如我所想，这是一场“反传统”的婚礼，没有任何仪式，连向父母行礼也免了，也没有请父母或领导讲话。汤老先生和我婆婆坐在北屋的走廊上，笑眯眯地看着大家嬉闹。后来，大家起哄，让我发表结婚演说。我也没有什么“新娘的羞怯”，高高兴兴地发表了一通讲话。我至今还记得讲话大概的意思是，我很愿意进入这个和谐的家庭，父母都非常慈祥，但是我并不是进入一个无产阶级家庭，因此还要注意划清同资产阶级的界限。那时的人真是非常革命，简直有“左派幼稚病”！两位老人脾气非常好，丝毫不动声色，还高高兴兴地鼓掌，表示认同。后来，两位老人进屋休息，接着是自由发言，朋友们尽情哄闹、玩笑。汤一介的一个老朋友、闻一多先生的长子闻立鹤，玩笑开得越来越过分，甚至劝告汤一介，晚上一定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战略思想，说什么“敌进我退”“敌退我攻”之类，调侃之意，不言自明。我当即火冒三丈，觉得自己受了侮辱，严厉斥责他不该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来开这样的玩笑！大家看我认真了，都觉得很尴尬。我的婚礼就此不欢而散。我和汤一介怏怏不乐地驱车前往我们的“新房”。为了“划清界限，自食其力”，我们的“新房”不在家里，而是在汤一介工作的北京市委党校宿舍的一间很简陋的小屋里。

　　第二天，汤老先生和我婆婆在旧东单市场森隆大饭店请了两桌至亲好友，宣布我们结婚，毕竟汤一介是汤家长子啊。汤老先生和我婆婆要我们参加这场婚宴，但我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家庭的做法，结婚后首先要抵制的就是这种旧风俗习惯。我和汤一介商量后，决定两个人都不去。这种行为现在看来确实很过分，一定伤了两位老人的心。但汤老先生还是完全不动声色，连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

　　毕业后我到北大工作，院系调整后，汤老先生夫妇也迁入了宽敞的燕南园58号。校方认为没有理由给我再分配其他房子，我就和老人住在一起了。汤老先生和我婆婆都是很有涵养的人，我们相处这么多年，从来没见他俩红过脸。记得有一次早餐时，我婆婆将汤老先生平时夹馒头吃的黑芝麻粉错拿成茶叶末，他竟也毫不怀疑地吃了下去，只说了一句“今天的芝麻粉有些涩”。汤老先生说话总是慢慢的，从来不说什么重话，因此曾有“汤菩萨”的雅号。这是他去世多年后，学校汽车组一位老司机告诉我的，他们至今仍然怀念他的平易近人和对人的善意。

　　汤老先生确实是一个不大计较名利的人。像他这样一个曾经在美国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的学者，在院系调整后校方竟不让他再管教学科研，而让他当分管“基建”的副校长。那时，校园内很多地方都在大兴土木。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常常可以看到他缓慢的脚步和不高的身影。他自己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常说事情总需要人去做，做什么都一样。

　　可叹这样平静的日子也并不长。1954年，在《人民日报》组织批判胡适的那个会上，领导要他发言。他这个人是很讲道德的，不会按照领导意图，跟着别人讲胡适什么，但可能他内心很矛盾，也很不安。据当时和他坐在一起的时任北大哲学系主任的郑昕先生告诉我们，晚餐时，汤老先生把面前的酒杯也碰翻了。他和胡适的确有一段非同寻常的友谊。当年，他从南京中央大学去北大教书是胡适推荐的。胡适很看重他，新中国成立前夕，胡适去台湾，把学校的事务都委托给担任文学院院长的他和秘书长郑天挺。《人民日报》组织批判胡适，对他的打击很大。当晚，回到家里，他的表情木然，嘴角也有些歪了。如果有些经验，我们应该当时就送他上医院，但我们都以为他是累了，休息一夜就会好起来。没想到第二天他竟昏睡不醒，医生说这是大面积脑出血，我们立即将他送到协和医院。马寅初校长对他十分关照，请苏联专家会诊，又从学校派了特别护士。他就这样昏睡了一个多月。

　　这以后，他手不能写字，腿不能走路，只能坐在轮椅上。但他仍然手不释卷，总在看书和思考问题。我尽可能帮他找书，听他口述，然后笔录下来。这样写成的篇章，很多收集在他的《饾饤札记》中。

　　1958年我被划为右派，当时我正好生下第二个孩子，孩子刚满月我就上了批斗大会，几天后快速定案。在对右派的6个处理等级中，我属于第二类：开除公职，开除党籍，立即下乡接受监督劳动，每月生活费16元。

　　汤老先生是个儒雅之士，哪里经历过这样疾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而且这斗争竟然还闹腾到自己家里来了！他一向洁身自好，最不愿意求人，也很少求过什么人，这次，为了他的长孙——我刚满月的儿子，他非常违心地找了当时的副校长江隆基，说孩子的母亲正在喂奶，为了下一代，能不能缓期去接受监督劳动。江隆基是1927年入党的，曾经留学德国，是一个很正派的人，他同意让我留下来喂奶8个月。我喂奶刚满8个月的那一天，下乡的通知立即下达。记得我离家时，汤一介正在黄村工作，未能见到一面。趁儿子熟睡，我踽踽独行，从后门离家而去。偶回头，看见汤老先生隔着玻璃门，向我挥了挥手。

　　我觉得汤老先生对我这个儿媳妇还是有感情的。他和我婆婆谈到我时，曾说：“她这个人心眼直，长相也有福气！”1962年我回到家里，每天给汤老先生拿药送水就成了我的第一要务。这个阶段有一件事，我终生难忘。那是1963年的五一节，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游园联欢活动，集体舞跳得非常热闹。毛主席请一些知识分子在五一节晚上到天安门城楼上去观赏焰火、参加联欢。汤老先生也收到了观礼的请帖，请帖上注明，可以带夫人和子女。汤老先生就考虑，是带我们一家呢，还是带汤一介弟弟一家？当时我们住在一起，带谁去都是可以的。汤老先生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他当时可能会想，如果带了弟弟一家，我一定会特别难过，因为那时候我还是个摘帽右派。老先生深知成为右派这件事是怎样深深地伤了我的心，在日常生活中，他尽量避免让我感到受歧视。我想，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也许还因儒家的“长幼有序”吧，最后，他决定还是带我们一家去。于是，两位老人，加上我们夫妇和两个孩子，一起上了天安门城楼。那天晚上，毛主席过来跟汤老先生握手，说他读过老先生的文章，希望他继续写下去。毛主席也跟我们夫妇和孩子们握了握手。我想，对于带我上天安门城楼可能产生的后果，汤老先生不是完全没有预计，但他愿意冒这个风险，为了给我一点内心的安慰和平衡。回来后，果然有人写匿名信，指责汤老先生竟然把一个右派分子带上了天安门！带到了毛主席身边！万一她说了什么反动的话，或是做了什么反动的事，老先生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这封信，我们也知道，就是住在对面的邻居所写，其他人不可能反应如此之快。老先生沉默不语，处之泰然，好像一切早在预料之中。

　　不幸的是老先生的病情又开始恶化了。1964年孟春，他不得不又一次住进医院。婆婆日夜都在医院，我晚上也去医院，替换我婆婆，让她能略事休息。记得那个春天，我在政治系上政论文写作课，我常常抱着一摞作文本到医院去陪老先生。他睡着了，我改作文；他睡不着，我就和他聊一会儿天。他常感到胸闷，有时憋气，出很多冷汗。我很为他难过，却完全无能为力。在这种时候，任何人都只能单独面对自己的命运。就这样，来到了1964年的五一劳动节。那天，阳光普照，婆婆起床后，大约6点钟，我就离开了医院。临别时，老先生像往常一样，对我挥了挥手，一切仿佛都很正常。然而，我刚到家就接到婆婆打来的电话，她号啕大哭，依稀能听出她反复说的是：“他走了！走了！我没有看好他！他喊了一句‘五一节万岁’，就走了！”汤老先生就这样平静地、看起来并不特别痛苦地结束了他的一生。

　　汤老先生离开我们已近半个世纪，他的儒家风范，他的宽容温厚始终萦回于我心中，总使我想起古人所说的“即之也温”的温润美玉。记得在医院的一个深夜，我们聊天时，他曾对我说：“你知道‘沉潜’二字的意思吗？‘沉’，就是要有厚重的积淀，真正沉到最底层；‘潜’，就是要深藏不露，安心在不为人知的底层中发展。”他好像是在为我解释“沉潜”二字，但我知道他当然是针对我说的。我本来就习惯于什么都从心里涌出，没有深沉的考虑；又比较注意表面，缺乏深藏的潜质；当时我又正处于见不到底的摘帽右派的深渊之中，心里不免抑郁。“沉潜”二字正是汤老先生对我观察多年，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给我开出的一剂良方，也是他最期待于我的。汤老先生的音容笑貌和这两个字一起，深深铭刻在我心上，将永远伴随我，直到生命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