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们一向和我很亲，上课时常常会冒出一些很奇怪的问题，我也不介意，总是尽量给他们解答。

　　有一天，一个胖胖的男生问我：“老师，你逃过难吗？”

　　他问我的时候微笑着，20岁的面庞有着一种健康的红晕。

　　而我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想我知道什么叫逃难。在黑夜里来到嘈杂混乱的码头，母亲给每个孩子都穿上太多的衣服，衣服里面写着孩子的名字，再给每个人都戴上一枚金戒指。

　　我想我知道什么叫逃难。在温暖的床上被一声声地唤醒，被大人们扯起来穿衣服，睡眼惺忪地被人抱上卡车。

车上早已堆满行李，人只好挤在车厢的角落里，望着乳白色的楼房在晨雾中渐渐隐没，车道旁成簇的红花开得惊心。忽然，我们最爱的小狗从车后奔过来，一面吠叫，一面拼了全力追赶我们。小小心灵第一次面对别离，没有开口向大人发问或恳求，好像已经知道恳求也不会有效果。泪水连串地滚落，悄悄地用围巾擦掉了。眼看着小狗越跑越慢，越来越远，五六岁的女孩对这一切都无能为力。

　　然而，年轻的父母又能好多少呢？父亲满屋子的书没有带出一本，母亲却带出来好几块有着美丽花边的长窗帘，招得亲友取笑：“真是浪漫派，贵重的首饰和供奉的舍利子都丢在客厅里了，可还记得把那几块没用的窗帘带着跑。”

　　那本是经过长期的战乱之后，重新经营起一个新家时，年轻的主妇亲自去选购布料，亲自一针一线把它们做出来，再亲手把它们挂上去的。谁说那只是一些没用的物件呢？那本是身为女人的最美丽的一个希望啊。在流浪的日子结束以后，母亲把窗帘拿出来，洗好，又挂在离家万里的窗户上。在月夜里，微风吹过时，母亲就常常坐在窗前，看那被微风轻轻拂起的花边。

　　这是我所知道的逃难，而当然，还有多少更悲伤更痛苦的命运，相比之下，我们一家反倒是极为幸运的了。年轻的父母牵着老的，带着小的，跌跌撞撞地逃到香港，一家九口幸运地没有在战乱中离散。在这小岛上，我们没有什么朋友，只是一心一意地等待，等待着战争的结束，等待着重返家乡。

　　父亲找到一个刚盖好的公寓，门前的凤凰木刚栽下去不久，新铺的红缸砖地面还灰扑扑的，上面都是些细碎的沙石，母亲把它们慢慢地扫出去。父亲买了家具回来，是很多可以折叠的金属椅子，还有一个可以折叠的、同样质料的方桌子，父亲很得意地说：“将来回去的时候还可以带着走。”

　　全家人都接受了这种家具。尽管有时候吃着饭，会有一个人忽然间被椅子夹得动弹不得；晚上做功课的时候，桌子会忽然陷下去。有人乘势嘻嘻哈哈地躺到地上，制造一场混乱。不过，大家仍然心甘情愿地用这些奇妙的桌椅，因为将来可以带回去。

　　一直到有一天，木匠送来一套大而笨重的红木家具，可以折叠的桌椅都不见了。没有人敢问一句话，因为父亲经常紧锁眉头，而母亲也越来越容易动怒了。香港公寓的屋门都有一扇小小的铁窗，铁窗有一块活动的木板，我记得我家的是菱形的。窗户开得很高，所以，假如父母不在家而有人来敲门，我们就需要搬个椅子爬上去，把那块木板推开，看看来的客人是谁。我们的客人很少，但是常常有人来敲门。父母在家时，会不断地应门；而在他们有事要出去的时候，便会拿一些一毛或者五分的硬币放在桌上，嘱咐我们，有人来要钱时就拿给人家。

　　我们这些小孩从来都不会搞错，什么人是来拜访我们的，什么人是来要钱的。因为来要钱的人虽然长得都不一样，却都有着相同的表情，一种很严肃、很无奈的表情。他们虽然是在乞讨，却不像一个乞丐的样子。他们不哭、不笑、不出声，敲完了门以后，就安静地站在那里，等我们打开小窗，伸出一只小手，他们就会从我们手中接过那一毛钱或者是两个斗零（五分），然后转身慢慢走下楼去，从不道一声谢。

　　在一天之内，总会有七八个人，有时甚至十一二个人来到我家门前，敲门，拿了钱，然后走下楼去。我们虽然对那些人的面貌不太清楚，但是知道绝不会有人一天之内来两次；而且，也知道，在一个礼拜之内，同一个人也不会天天来。

　　我们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可是，我猜他们拿了钱以后是去街上的店里买面包皮吃的。我见过那种面包皮，是为了做三明治而切下的整齐的边，或者是隔了几天没卖出去的陈面包。给老板一毛钱，可以买上一大包。

　　有时候，在公寓左边那个高台上的修女办的医院也会发放这种面包皮，那些人常常在去过医院以后，绕到我们家来。我们家在三楼，可以看到他们一面嚼着面包皮一面低头向我们这边走来。他们从不会两个人一起来，总是隔一阵子出现一个孤单的人，隔一阵子传来几下敲门的声音。我和妹妹会争着挤上椅子，然后又很不好意思地打开那扇小窗，对着那年轻却憔悴的面孔，伸出我们的小手。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夏季过去，我进了家后面山上的那所小学。学校有一条又宽又长的阶梯，下课时我常常从阶梯上跳着走回家。外婆总会在家门前的凤凰木下，带着妹妹和弟弟，微笑着迎接我。

　　学校的日子过得很快乐，后来妹妹也开始上学，我们在家的时间不多，放了学就喜欢在凤凰木底下消磨时间，树长得很高了。弟弟跟在我们身后跑来跑去，胖胖的小腿老会绊跤。

　　“姥姥，怎么现在都没人来跟我们要钱了呢？”有一天妹妹忽然想起来，问外婆。我也想起来了，他们为什么不来了？

　　外婆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就牵着弟弟走开了，好像不想理我们两个，也不想理会我们的问题。

　　后来还是姐姐说出来的：家里情况日渐拮据，一家九口的担子越来越重，父母再也余不出钱来放在桌子上。有一天那些人来敲门时，父亲亲自打开了屋门，然后一次次地向他们解释，已经没有能力再继续帮助下去了。奇怪的是，那些一直不曾说过“谢谢”的人，在那时反而都向父亲深深地一鞠躬后才转身离去。

　　向几个人说过以后，其他的人好像也陆续知道了，两三天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来我们家，敲我们的门，然后安静地等待我们的小手出现了。

　　姐姐还说：“爸爸不让我们告诉你们这三个小的，说你们还小，不要太早知道人间的辛苦。可是，我觉得你们也该多体谅一下爸爸妈妈，别再整天叫着买这个买那个的了……”

　　姐姐在太阳底下眯着眼睛说这些话的样子，我到今天还记得很清楚。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从那天开始长大。

　　我始终没有回答我学生的那个问题。

　　不是我不能，也不是我不愿；而是，我想要像我的父母所希望的那样，等到孩子们再长大一点的时候才告诉他们。要他们知道了以后，永远都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