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失20年的光阴

　　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我们虽拼命抵抗，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20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20年的宝贵光阴。

　　为什么道光年间的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以后就起始维新呢？此中缘故虽极复杂，但是值得我们研究。

第一，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我国文化有了这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要国人承认有改革的必要，那是不容易的。第二，我国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摇动，就是士大夫饭碗的摇动。我们一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先生们就有失业的危险，难怪他们要反对。第三，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

　　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前一个林则徐是主剿的。可惜奸臣琦善受了英人的贿赂，把他驱逐了。英人未去林之前，不敢在广东战，既去林之后，当然就开战。所以士大夫想，中国的失败不是因为中国的古法不行，是因为奸臣误国。

　　真的林则徐是慢慢觉悟了的。他到了广东以后，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他将在广东所搜集的材料，给了魏默深。魏后来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这部书提倡以夷制夷，并且以夷器制夷。后来日本人把这部书译成日文，促进了日本的维新。

　　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摘，不敢公开提倡。清廷把他谪戍伊犁，他在途中曾致书友人：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虽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这是他的私函，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写的。他请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换句话说，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难怪他后来虽又做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公无疑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

　　主张抚夷的琦善、耆英诸人虽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而且公开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而且他们无自信心，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图振作，不图改革。我们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是不足责的。

　　洪秀全失败

　　洪秀全得了南京以后，我们更能看出他的真实心志不在建设新国家或新社会，而在建设新朝代。他深居宫中，务求享皇帝的福，对于政事则不放在心上。宫廷的建筑，宫女的征选，金银的聚敛，官制、宫制的规定，这些事情是太平天王所最注意的。他的宗教后来简直变为疯狂的迷信。

　　快要灭亡的时候，南京绝粮，洪秀全令人民饮露充饥，说露是天食。

　　这样的领袖不但不能复兴民族，且不能作为部下团结的中心。在咸丰六年，洪秀全的左右起了很大的内讧。经过此次内讧，太平天国打倒清朝的希望完全消失。以后洪秀全尚能抵抗8年，一则因为北方有大股捻军做他的声援，二则因为他得了两个后起的良将，忠王李秀成和英王陈玉成。

　　洪秀全想打倒清朝，恢复汉族的自由，这当然是我们应该佩服的。他想平均地权，虽未实行，也足表现出他有相当政治家的眼光。他的运动无疑起自民间，连他的宗教也是迎合民众心理的。但是他的人格及才能上的缺点很多而且很大，倘若他成功，他也不能为我民族造幸福。总而言之，太平天国的失败，证明我国旧式的民间运动是不能救国救民族的。

　　曾国藩所领导的士大夫式的运动又能救国救民族吗？他救了清廷，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清廷并不能救中国。倘若他客观诚实地研究清廷在嘉庆、道光、咸丰三代的施政，他应该知道清廷是不可救药的，他未尝不知此中实情，所以他平定太平天国以后，态度反趋于消极了。平心而论，曾国藩要救清廷是很自然的，可原谅的。第一，中国的旧礼教既是他的立场，而且士大夫阶级是他的凭依，他不能不忠君。第二，他想清廷经过大患难之后，必能有相当觉悟。事实上同治初年的北京，因为有恭亲王及文祥二人主政，似乎景象一新，颇能有为。所以嘉、道、咸三代虽是多难的时代，同治年间的清朝确有中兴的气象。第三，他怕清朝的灭亡要引起长期的内乱。他是深知中国历史的，我国几千年来，每次换朝代，总要经过长期的割据和内乱，然后天下得统一和太平。在闭关自守、无外人干涉的时代，内战虽给人民无穷的痛苦，尚不至于亡国。到了19世纪，有帝国主义绕环着，长期的内乱就能引起亡???之祸，曾国藩所以要维持清廷，最大的理由在此。

　　在维持清廷作为政治中心的大前提之下，曾国藩的工作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他要革新，那就是说，他要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要守旧，那就是说，恢复中国固有的美德。革新守旧同时进行，这是曾国藩对我国近代史的大贡献，我们至今还佩服曾文正公，就是因为他有这种伟大的眼光。徒然恢复我国的旧礼教而不接受西洋文化，我们还不能打破我民族的大难关，因为我们绝不能拿礼义廉耻来抵抗帝国主义者的机械军器和机械制造。何况旧礼教本身就有不健全的地方，不应完全恢复。同时，徒然接受西洋文化而不恢复我国固有的美德，我们也不能救国救民族，因为腐化的旧社会和旧官僚根本不能举办事业，无论这个事业是新的或是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