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无论从“学苏联”、军队建设正规化，还是对开国将领的“论功行赏”，都需要实行军衔制。但从最初的红军到后来的八路军、解放军，我军一直强调“官兵平等”，这回帅、将、校、尉一级级评起来，不仅在服装上直接显示衔级，和工资收入挂钩，更关系到“对革命的贡献”等要紧软件。这件事实在很棘手，既要实行军衔制，又要平稳推进，很考验中央的领导水平。

　　1955年1月，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向军界发出“评衔”信息。中央军委干部部召开全军“军衔奖励工作会议”，交代评衔中的掌握标准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具体事宜。2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向全国宣布即将“评衔”。中央军委要求年底前完成这项工作。

　　中央军委规定，各军兵种只评少将以下的校尉级军衔，少将以上由中央军委直接掌握。程序规定先由个人自报衔级，然后由中央军委平衡审定。

　　评衔工作开始后，果然引起全军上下关注，虽然当时军队干部“阶级觉悟”较高，不好意思要地位、争级别，但毕竟评低了面子上不好看，心里也失衡。许光达比较谦和，报了上将，皮定均报了少将，据说许世友报了大将……还有人甚至哭鼻子，毛泽东诗曰：“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衔时。”

　　最后，综合平衡，评出十大元帅、十大将、57名上将、177名中将、802名少将。过程中有一些波澜，总体还平稳，未闹出太大动静。1955年9月27日下午5时，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将级以上军官授衔典礼，10月1日起正式实行军衔制。

　　原来，军衔评定工作最初设计时就根据整体情况，先制定几条硬性规定，以便参加评衔的军官们人人“参照自定”，先在心里打打“谱”，不要心理预期与最后的定衔相差太大。元帅乃最高级别，全党全军公认，牵涉人数不多，争议不大。麻烦的是大将以下，谁上谁下，人数多，牵涉面大。因此，中央军委规定较细，防患未然。具体杠杠如下：大将必须红军时期担任军级以上职务、上将必须红军时期担任师级以上职务、中将必须红军时期担任团级以上职务、少将必须红军时期担任营级以上职务。

　　但也不绝对按上述杠杠来，有一定的灵活性。许世友曾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战功不小，自报大将亦合“规格”，但经“综合平衡”降为上将。粟裕红军时期最高职务为中央苏区红四军参谋长、红七军团参谋长，可上可下的“红军时期军级”，但因在解放战争中战功卓著——七战七捷、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按绝对战功，粟裕应列元帅，但粟裕入党时间较晚（1927年6月），军内资历相对较浅，只好委屈他为第一大将。张爱萍红军时期最高职务是师政治部主任，最终被授予上将军衔。

　　“皮有功，少升中”（镌刻于皮定均墓），是毛泽东为36岁的皮定均评衔时作出的著名批语。皮定均自报少将，毛泽东擢为中将。许光达报上将，擢升大将。不少“红小鬼”出身的将军还不到40岁，如今营团干部的年龄。如肖华上将39岁，刘震上将、陈锡联上将40岁，江腾蛟少将36岁。

　　有6位谦虚让衔。初评后感觉高了，主动要求“走低”。徐向前、罗荣桓要求不授元帅；徐海东、许光达要求不授大将；徐立清要求不授上将；孙毅要求不授中将。最后，中央军委只降了徐立清一人，由上将降至中将。徐立清曾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1949年任解放军第一兵团政委，无论按红军时期职级还是现任正兵团级，他都够评上将的资格。但他时任中央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负责这次军衔评定工作。周恩来做他的工作，要他接受“组织决定”，接受上将军衔。徐立清反过来做周恩来的工作：有些人“闹衔”，两眼只盯着干部部，我授低了，有利于做这些人的工作。周恩来同意了徐立清的降衔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