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问我将来怎样

　　斯诺登并不是俄罗斯谢列梅捷沃机场中转区唯一的滞留者，在此之前，在欧洲国家最著名的机场滞留者是来自尼日利亚的妇女伊莎贝拉。大家都知道她的临时住址——谢列梅捷沃机场2号航站楼3楼卡其色睡袋。

　　在那篇名为《囚禁在谢列梅捷沃》的新闻稿里，伊莎贝拉一度袒露了自己的心里话：“别问我将来怎样，我害怕，我会死。”

　　2006年，为了躲避迫害，她从家乡前往德国慕尼黑，中途又改变计划，决定乘飞机前往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找工作。不幸的是，在莫斯科转机时，同行人员将她抛弃了。当时她既没有证件，也身无分文。最终不得不成为谢列梅捷沃机场2号航站楼3楼的难民。

　　当伊莎贝拉的遭遇见诸报端后，人们自发行动来援救这个不幸的女人，机场每日给她提供三餐。

　　2008年5月27日，在机场滞留了20个月后，伊莎贝拉在国际移民组织的帮助下返回家乡拉各斯。

　　机场里的商人

　　如果说伊莎贝拉的遭遇让人垂怜的话，有些天生的商人就令人心生赞叹了。

　　巴勒斯坦人若拉一度是伊莎贝拉的邻居，他也住在谢列梅捷沃机场的中转区，他无权出关，也无权搭乘飞机，所以只能滞留在这里。尽管最初在航空公司的帮助下，每天三餐他在餐厅解决。但3年后离开俄罗斯前往埃及时，若拉完全变了，不仅说俄语已经没有口音，而且还大包小裹地购买免税店的商品。这其中的缘由有些匪夷所思：若拉用纸盒搭起了临时性的小房子，然后以5美元的价格出租给那些希望单独过夜的乘客，而如果是小两口，则收10美元。

　　印度人普莱姆基则是一个从法律角度来说“不存在”的人。从2001年7月16日矮胖的普莱姆基身穿亚麻裤子抵达莫斯科起，他便滞留在谢列梅捷沃机场。他凭一本伪造的护照进入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被发现后遭到驱逐。不过和其他滞留者不同，普莱姆基并不想返回家乡印度。他仍旧梦想着去欧洲，而不是留在俄罗斯，因为他认为那里条件比俄罗斯更好。

　　进退两难的伊朗人

　　相比以上停留数载的滞留者，住在法国巴黎戴高乐机场里的迈尔汉·卡里米·纳赛里更富于诗意：他为等待一架能够载其飞往英国的飞机，在机场一等就是18年。

　　他常常坐在戴高乐机场一号航站楼的红色长椅上，行李箱整齐地堆放在脚下。他喝了一口热咖啡，看着人来人往，偶尔竖起耳朵，听着机场广播，然后继续低头，阅读手上的希拉里传记。

　　1977年，刚刚从英国学成归国的伊朗人纳赛里（他是英国人和伊朗人的后代），因为参加了一场反对伊朗国王的抗议活动，被自己的国家驱逐出境。由于是被驱逐，所以他没有护照。纳赛里向欧洲国家寻求难民身份，不过一次又一次被拒绝。

　　挨过了难熬的4年，到了1981年，纳赛里的难民身份终于被比利时承认。他得到了自己的难民证件，可以申请成为一个欧洲国家的公民。几年后，纳赛里决定去英国寻亲，不过当他到达巴黎时，行李被偷，所有能够证明他身份的文件全部没了。这一年是1988年，是纳赛里的“滞留元年”。

　　纳赛里试过买了一张去英国的机票，但是没有任何证件的他未能登上飞机，而是被送回了法国戴高乐机场。法国警察最开始以“非法入境”为由，逮捕了纳赛里，但因为他身上没有任何文件，所以根本不知道应该将他遣送回哪个国家。

　　纳赛里在机场安顿下来。一个律师志愿帮他打官司，实现他去英国的愿望。1992年，法国一家法院作出判决，纳赛里是“合法入境”，所以，法国不能驱逐他。对纳赛里来说，这意味着除了机场，他哪里也去不了。

　　而比利时政府的官员也做了一件不厚道的事情：他们说自己有能够证明纳赛里身份的文件，但必须纳赛里本人到比利时来拿；可他们又不允许纳赛里返回比利时，因为根据比利时的法律，一个自愿离开比利时的难民，不能够再踏上比利时的土地。

　　就这样，纳赛里在戴高乐机场住下了，但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难民。他穿着干净，不留胡子，唯一的一件西装上衣挂在机场的手推车上，所有行李都整齐地放在行李箱里。机场的牧师每周都会过来探望他几次。机场的医生也时不时过来帮他检查身体。他拒绝旅客的施舍。有几次，这位绅士还将捡到的旅客丢失的钱财交给了机场警察。

　　他每天早起晨读，还喜欢和机场书店的员工们探讨本月好书。晚上，等到机场的商店关门后，他就去刷牙洗脸，准备睡觉……是的，这个故事你或许在好莱坞电影《幸福终点站》里看过，汤姆·汉克斯精湛的表演让纳赛里成为名人。

　　还有一种说法是，比利时政府后来曾允许他回到比利时，但纳赛里自己还是想去英国，拒绝了比利时的好意。法国政府后来也给了他法国的居留许可，这样他就可以自由活动，想去哪就去哪了。但他还是拒绝在上面签字，因为文件上将他的国籍写成了“伊朗”，他希望写成“英国”。有人认为，就像《肖申克的救赎》里住惯了监狱的摩根·弗里曼，习惯了机场生活的纳赛里越来越抗拒离开机场。

　　2006年的一天，纳赛里不得不屈从命运。他因生病住院，出院后，被送到巴黎的一家收容站。而机场滞留者的故事，依然在世界各国的机场里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