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暑假多雨。我卧房外石阶边的那株石榴树长胖了,只见丰盈不见袅娜。芭蕉也反常,蕉身粗,搂都搂不住,蕉叶摊开来够写厅堂上的四字横匾。芒果更糟,满树亢奋,一团团的密叶绿云似的死命逗引过路的风。杨桃倒矜持,雨再大,新叶旧叶都垂着头静静淌泪。白兰显然有点令人动心,一袭青衫,婉婷里裹不住翩跹的媚思,连花都苍白了。
我念完小学五年级,等着开学升六年级。明明喜欢阶前点滴的诗意,可困久了闷得慌,要等到邻家云姑从大城市里的中学放假回来,我心中才觉得那满园的雨花多了一层深意。云姑原名云鹄,我们错把第三声念成第一声,叫惯云姑了也不叫云姐姐。她一上初中就标致起来了,来我家玩的同学都爱探头看看围墙那边云姑在不在。她那年读高二了,拢到背后编成松松一条辫子的长头发更浓、更黑、更亮,夜空中寒星似的眼神天生是无字的故事,藏着依恋,藏着叛逆,藏着天涯。她的鼻子不高而挺,雕得纤秀,鼻尖小小的,刻意呵护紧贴人中的那一朵工笔朱唇。云姑的下巴也生得好看,尖而丰腴;倒是颧骨高起半分,大人们私底下颇有惋惜之叹。
我和我的小同学碰见过云姑跟她的画家情人痴痴恋恋的刹那。那时我们那条街上有一幢荷兰时代的老大宅,都说闹鬼,荒废了好几年,后来被一个互助会租去做了会所,每年会热闹几个星期,过后又是一年的萧条冷寂。我们常攀过后院的矮墙,闯进大宅四周的荒园戏耍。那天黄昏,我们三个小鬼悄悄沿着游廊视察蟋蟀的行踪,蹑手蹑脚摸到幽暗的转角处,赫然发现那男人光着膀子,轻轻搂着云姑,云姑的辫子散了,玉白的脸紧紧偎在那油亮的胸膛上。
我们都喜欢云姑,勾过手指发誓不泄漏这个秘密,整个暑假,谁都不准侵犯大宅里云姑幽会的角落。开学前的一两个星期,街头巷尾流传起云姑双亲棒打鸳鸯的故事。我看着云姑脸色苍白,眼睛常常红红肿肿的,心里很不舒服,好几次想悄悄对她说,我们整队小鬼兵都支持她的那段恋情。可是,云姑见着我总是堆着一脸甜甜的笑容,拍拍我的头,问我暑期作业做完了没有,问我最近又收集到几把童子军小刀,问我那只黑战神蟋蟀战绩佳不佳,提醒我摘几枝漂亮的白兰花送给她,别让她房间里的玻璃花瓶老空着。
开学不到两个月,云姑忽然辍学回来了。我放学后见过云姑两三面,脸色不再是苍白,而是暗黄;不说话,只拍拍我的肩膀淡淡地笑一笑。接着,云姑不见了,大人们露了口风说她进了医院,我的一个同学说,是他妈妈亲口说的:“云姑有喜了,刚打掉的……”又过了一阵子,云姑回来了,天天关在房间里谁都不见。云姑家从此像那老大宅一样萧疏,云姑父亲的眉头锁得紧紧的,云姑母亲也变哑巴了。我的同学说,画家情人最近全家搬到乡下投靠亲戚去了,穷得连皮箱都没有,家里的衣物大包小包地用破床单包着。
翌年春天,云姑跟两个女同学回唐山升学。离家前夕,细雨霏霏,她撑着一把花雨伞,隔着矮矮的围墙跟我说再见。她胖了些,头发剪短了,笑容又甜了。“念完中学你也回唐山读大学,云姑到北京机场接你!”她说。那是1954年的清明节,白兰树上尽是待放的花蕾。
6年后我没去北京去了台湾。离家前读中学的那几年,时局动荡,云姑家里人一下说云姑在上海,一下又说她去了北京,最后我听说她在厦门念中文系。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在香港定居,云姑从我老家打听到我的地址,我们终于重逢。十二三年了,云姑满脸是秀丽的沧桑,仿佛一幅尘封的前朝淡彩仕女图。她说她在上海结婚两年后,离了,后来又跟一个侨生相爱同居。她的出国申请很快就被批准,于是只身来香港等他,靠老家接济生活。几波运动中云姑等了一年半,他决定偷渡,历经千山万水,临到最后一程却淹死在大海里。
“横竖是命,一点不由人。”云姑夜空中寒星似的眼睛在长长的睫毛下泛出无边的慈祥,像观音。我童年时对她的怜惜之情一下子涌回心头,忙问她今后可有什么打算。她说她的职业蛮安稳的,在雅加达老同学父亲的香港分公司当襄理,下了班到一位上海大老板家里,给少爷和小姐补习功课。
又过了七八年,我在伦敦收到云姑的信,说她嫁到美国去了,先生正是那位上海大老板的弟弟。我真替云姑高兴。在我辞去英国的工作搬回香港之前,云姑在寄来的贺卡上说,她先生年初中风下世了,她会在旧金山静静终老,要我放心。
这些年,我们习惯了逢年过节寄贺卡报平安。去年圣诞节,云姑在贺卡上说:“花时已去,梦里多愁,如果当年要了那孩子,我如今就不那么孤单了。邻居送我一株白兰花,这里天冷,只开过几次小花,总算唤回了你的童年和我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