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没了，说什么也是多余的，记着也好，忘记也好，都是活人看重，逝者已经远去，再见面大概也早忘了这一世的事。

　　这一世梁左是个作家，写了很多字，大部分是让人高兴的，也留下了一些对人对事的看法，这些文字是厚道的，其中闪动着他的为人。关于他的作品，最好让读者自己体味，无论如何那是他写给他们看的。在这里，我更想多谈一谈他这个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很多，现在一想他，还能看到他生前的模样：忧心忡忡、急匆匆地低头走过来，抬起头时眼镜遮住了半张脸，十分疲惫的样子，欲言又止。

　　我和梁左是1992年认识的。当时，宋丹丹要拍喜剧电影，找我写剧本，我心里没底，想拉上一个“垫背”的。这之前听过梁左写的相声，觉得好，我所不及，就找他弟梁天要了他的电话，打过去相邀。

　　听这人的名字，以为是个张扬外向的瘦子，左嘛。见了面发现是个胖胖的好好先生，和梁天一样的小眼睛，隐在度数很深、有放大效果的眼镜后面，见人便带三分笑，说起话来字斟句酌，很在乎对方的反应，个别咬字上有点大舌头。没话的时候很安静，眼睛看着地，似乎怕被人注意，有些讪讪的。后来翻看他从前的照片，看到这副表情从小就挂在他脸上，几乎每一张照片上，只要他在笑，眼睛就是朝下的，很不好意思的样子。仅从这表情看，这人似乎很害羞，很谨慎，对这个世界充满紧张感，是个自闭的人。

　　后来成了朋友，接触多了，也见过他喜不自禁、高谈阔论和吃饱喝足的样子，还是觉得他是第一印象里给人的感觉。他爱热闹，见生人又拘谨，给他打电话约他出来吃饭，他老要问都有谁呀，听说是不认识的人请，其中还有不认识的，他就犹豫，犹豫再三后说：“我就不去了吧。”这犹豫中有别人都在花天酒地自己却在家单吃的不甘心，也有拒绝别人时赔的小心。

　　听说都是朋友，就欢天喜地地答应，但还要反复摆架子：“你们都想我，好好，那我就受累去一趟。”到了地方又挑座位又挑菜，有时还挑服务员的理儿，譬如小姐端着蹄髈上来，说“您的肉来了”，他就说：“怎么说话呢？什么叫‘我的肉’呀？应该说‘您要的肉来了’。”后来大家养成了习惯，请他吃饭先说这么一套：“大家想您，没您不热闹，您就受累跑一趟。”初次见面的人会觉得他这人、我们这帮和他在一起的人都虚头巴脑的，次数多了，知道是图个好玩，也跟着说。

　　梁左好吃，鸡汤翅、砂锅鱼头、炖老母鸡是他的最爱。没人请就自己掏钱“做个小东”。遇到这几样东西，他都要吃两轮，先跟大家吃一气，待大家放下筷子，他就要了毛巾，摘眼镜擦汗，让服务员添了汤端到他跟前来，仔细拣着，一根骨头不落地搁嘴里过一遍，然后灌汤。他在平谷插过队，经常跟人形容什么叫素、寡、肚子饱了嘴没饱。平谷是“京东肉饼”的发源地，京东肉饼也是他念念不忘、一说起来就垂涎三尺的美食。后来英达说，看来梁左是对的，吃什么都该点双份儿。

　　梁左是写喜剧的，读书的口味偏于历史掌故，我和他经常交换书看，他推荐给我的大都是这一类。我有一套《文史资料》，他一直想据为己有，我不答应，他就五本五本借着看，直到他去世还有几本在他的书架上。老看这些书使他的谈吐和打扮都老气横秋，一次他的脚得了丹毒，穿着便宜的呢大衣、拄着拐棍出来吃饭，我说他：“你可真像《人民日报》副总编。”我愿意和他一起出去，女孩见了都说，我们俩跟两代人似的。梁左嘲笑我的一个主题就是我认为自己还年轻，他说人老了的特征不在保守而在维新。他还爱说：“我是一直没好看过，王老师年轻的时候好看过，现在就老忘不了，还以为自己好看。”说完狂笑，然后戛然而止，抬头望天，愣在那里，再看人，已一脸正经。他大笑时就是这样，稍纵即收，好像自己先怯了，又好像冥冥中被一个声音喝住。

　　梁左十分羡慕我的睡眠，他的睡眠是运动的，每天往后推两个小时，从黑夜推到白天，再一步步推回来。最拧巴的时间是晚饭当口，挣扎着吃几口就要回家眯一觉，醒来已是深夜。群众反映他经常一个人后半夜去各种酒吧独逛。为了调整回来，他一直吃安眠药，时而奏效，时而起反作用。有一阵子他把睡眠调整到夜里十一二点了，能连续睡五六个小时，他十分欣慰，比什么都幸福似的对我感叹：“还是白天好，街上都是人，商店也都开门，想去哪儿都行。”那几天他比任何时候都紧张，一到天黑就做睡前准备，也不打牌也不多聊，迪厅酒吧的门都不敢看，生怕兴奋了。过了几天，我看他又坐得住了，还张罗通宵牌局，问他，他说又改早晨睡了。后来他家楼上装修，他又添了一个毛病，睡觉时开着电视或录音机。

　　我一般只在晚饭时给他打电话，没人接是关了铃声在睡觉，接了他就说在赶剧本。一年四季他大都是一个人在家，人民日报社前那条摊贩街没拆之前，还见他孤零零出来买东西回家吃。我跟他说剧本是写不完的，钱是挣不完的。他说是是，他是早晚要写小说的。他在潘家园市场买了本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个小知识分子的日记，他准备根据这个日记写一部长篇，那里面有很多肺腑之言，掌握得当，能改变一代人的认识。他还有一个小说构思，跟《红楼梦》和红学家有关，听他讲已经很乖谬了，写出来一定是超讽刺。这两部小说都是一听想法就对，也适合他发挥，写出来就能占一席之地的。我劝他：“写吧，相声你也祸害了，情景喜剧你也是头牌，该往我们小说里搅和搅和了。”他美滋滋地说：“真的，全瞧我啦？”他对虚荣有一种孩子似的喜爱，拍《临时家庭》，投资方非要他做导演，一劝他就去了。听蔡明说，他在现场就爱听人家管他叫导演，一听就绷不住，闭着嘴张着俩鼻孔偷着乐。

　　大概是导完《临时家庭》之后，他说要写小说了。闲了半年，每天愁眉苦脸，昨天一万字了，今天只剩下三百字。我让他用刘震云那法子，先往下趟，最后一块儿改，像他这么弄，一个自然段就能改一年。他说道理他明白，可是做不到。他那不是写小说，是改笔路子，在我看那甚至是改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写剧本和写小说是两种活法，一个直通欢场，一个自断尘缘。他坚持了很久，又接戏了。一天他说：“没办法，得过日子，反正这俩小说在我脑子里，丢不了。”

　　他说他有忧郁症，自己查书吃“百忧解”。他说他跟我还是不一样，有些事我早看开了，在他那儿就是大逆不道。他说：“你相信有天堂吗？上帝呢？”他说他也想通了，以后好好过日子吧。他说有人给他算命，只要活过43岁，还有43年寿命，这后43年别提多可心了，想要什么都有。他说太好了，从来没这么好过，以后不玩了。

　　现在知道，最后一夜，他在三里屯酒吧街转了两小时；10点左右给一个在云南的朋友打过电话，说他父亲丧事的事；之后去了一个朋友的酒吧，想跟人聊天，可是所有的人都在聊，他没能参加进去；凌晨4点去了“佰金瀚”桑拿，有朋友看见他脸上盖着小毛巾在桑拿室里睡着了，于是叫醒了他；上午10点邻居看见他拎着买的熟食回家，这之后没人再见过他。他的通话记录显示，在傍晚6点左右有打出去的电话，一个照顾过他的剧务在同一时间给他打进一个电话，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准备热点东西吃。

　　法医鉴定他是当晚10点至凌晨两点之间去世的，胃内无食物。见到他最后一面的人说他很安详，面带微笑。桌上的录音机正循环播放着民乐改编的《梁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