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你听不到，但不等于没有人在呻吟。
2013年8月5日，广东省汕头市公益基金会秘书长郑俊钦向记者展示了一沓厚厚的名单，每一行都是一个“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信息。简单的信息令人触目惊心。
他们大多处于上小学或初中的年纪，无父有母，但母亲已失踪。少部分双亲尚在，或者一方尚在，但都没有劳动能力，有的还有严重的精神病。
按照国家对“孤儿”的定义，他们不是孤儿。媒体将这个人群称为“事实孤儿”，不过他们的处境，远比孤儿艰难。
他们的父亲是英雄
从汕头市区去雷岭镇的路，坑洼崎岖，颠得人五脏翻腾，一如刘晓虹、刘晓华、刘晓文三姐弟不幸的人生。
南溪村，一个算不上贫穷的村子，一半以上的房屋都是坚固的三四层小楼。刘氏三姐弟住在其中一幢白色的3层小楼里，那是他们的家，但那是伯父和伯母的房子。他们自己的房子，是村子后面一幢破旧的平房。
2004年，大姐刘晓虹9岁的时候，他们的父亲刘木海见到同村一名儿童掉入池塘，毫不犹豫地跳下去施救。孩子被推了上来，但已经死亡，刘木海筋疲力尽，沉入池中去世。
如今，晓虹已经18岁了，她说已经记不起父亲和母亲的样子了。
“不记得了？你爸爸送去火化的时候，我就在你旁边，叫你跪下给爸爸磕头，一点印象都没有了？”40多岁的堂兄、南溪村支部副书记刘锦在旁边多次追问，晓虹还是腼腆地笑着摇头，问得急了，就回答说：“有一点点。”16岁的晓华和12岁的晓文，对父母更是没有任何印象。
晓虹面对记者，偶尔还回答几句，而晓华、晓文虽然也态度友善，但基本上一语不发。刘锦说，可能是因为父亲去世的阴影长期笼罩，这3个孩子性格都极其内向。
刘锦对晓虹还能不能记得死去的父亲的追问，让旁边的记者都感觉窒息，但晓虹一直保持着一种令人心酸的微笑。
刘锦认为没什么好忌讳的，孩子们在心理上始终要过这道关。“你们没什么好自卑的，要记得你爸爸是一个英雄，是全社会都要尊敬的人，你们走到哪里都可以抬头挺胸。”
晓虹低着头，然后，点了一下头。
失踪的母亲
刘木海去世才一个月，其妻就突然失踪，至今杳无音信。刘锦说：“肯定是改嫁去了，当时人刚死，我们就料到会这样，所以我开导她，让她考虑一下招一个上门女婿，一起抚养这几个孩子长大，以后老了也有个依靠。她当时已经结扎了，改嫁也生不了孩子，这些情况我都是跟她分析过的，但是没用，突然人就不见了。”
在基金会那份拟资助名单中，父亲死去、残疾或者重病之后母亲失踪的情况，在627个孩子中至少占90%。
母亲的狠心，成为这些孩子陷入困境的共同原因。而这些不幸的家庭，大多原本就十分贫穷，所以母亲大多是来自外地更贫穷的地方，甚至有一部分是来自越南。这些外地媳妇一直比较难以融入潮汕这个以特异的地域文化著称的地方，一旦失去丈夫，便失去了所有的精神支撑。
这些失踪的母亲，基本没有一个再回头的，孩子们事实上就是无父无母。然而因为母亲还活着，他们不能被认定为孤儿，也就得不到来自政府的帮助，大部分处于艰难挣扎、自生自灭的处境。
晓虹他们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因为他们至少还有伯父伯母。刘木海的哥嫂刘木清夫妇，把孩子们接到了自己家中，当成亲生儿女一般抚养。刘锦说，刘木清夫妇，当之无愧是一对伟大的夫妻。他们原本生活也不富裕，夫妻俩靠种荔枝为生，因为价格和天气都变动不居，某些年能赚钱，某些年则亏得血本无归，而且他们自己还有两个孩子要抚养。不过对于晓虹姐弟，他们从无怨言，视同己出。
刘锦的生活状况好一些，在村里还开了一家工厂，生产手电筒线路板。多年来，他也不停地接济着三个孩子。“我和他爸爸是一个院子长大的，在村子里最要好，我一定会做我所能做的。”
其他许多“事实孤儿”，也是靠亲戚或者邻居的接济过日子，但大多没有刘木清夫妇这么好的亲戚。有的七八岁的孩子，一天只有两顿饭吃，而且常常是酱油拌饭。
汕头市公益基金会会长张泽华说，在现场看到他们的处境，“心里实在是难受啊”。
被揭开的幕布
汕头市公益基金会由一些从机关岗位退下来的老干部牵头组织，他们凭借自己以往积累的人脉资源，“端着碗四处乞讨”，主要是向汕头的企业家筹集公益资金。在2012年8月份之前，他们所做的事情和大多数民间公益组织一样，扶贫、助教、关注福利院的儿童……
2012年8月份，基金会着手做一项叫作“恤孤圆梦”的活动，深入基层之后，他们偶然发现了“事实孤儿”这样一个群体。这些儿童的处境远比孤儿要艰难得多，基本得不到任何来自官方的救助。其中状况最好的，基层民政部门帮着办理了低保，每个月能领到300元，但“无人抚养”这一事实本身没有得到任何应有的关注。
就这样，这个社会的一个暗角被揭开了遮蔽阳光的幕布。该基金会确定，这些孩子是更应该被重点关注的对象。
基金会随即向汕头市民政局发函，希望民政局能协助他们在全市范围内对这样的孩子进行摸底。最后在民政部门的帮助下，确定了627个孩子的名单。
不过，基金会也清楚自身力量有限。对这些孩子的帮助，最终要依赖政策层面，这是让他们脱离暗角的终极办法。所以，基金会更希望用行动起到一个示范和呼吁的作用，让各级政府真正予以重视，同时，也让更多的慈善机构看到真实的情况而采取行动。
“首先国家应该给‘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一个清晰的界定标准，就像给孤儿一个标准一样，这是制定政策的前提。”在郑俊钦看来，各级政府从现行法律的角度，确实没有义务必须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进行救助，救助不救助，全凭各地的意愿，为此，首先应该从国家层面进行系统的规范。
从去年开始，郑俊钦对任何有关“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消息都十分关注，他希望能看到政府重视的迹象。“一些事实上无人抚养的困境儿童的保障政策尚未落实。”在2012年10月2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说过这样一句话，郑俊钦说，这表明至少政府已知道有这样一群人。
几年前，国家曾下文给省一级政府，要求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情况进行全面摸查，广东省政府将这一文件也转到了各地市。不过一方面要求不够具体，仅仅是一份简单的通知，另一方面上面发文之后催促也不力，所以最终没有什么结果，不了了之。
若说官方完全不清楚这个群体的困境，从逻辑上以及种种迹象上都说不过去，因为许多村级组织一直都在积极向上反映情况。了解事实的人士认为，地方政府可能考虑到财政负担，或者不想增加新的工作量，而选择性失明。
父母健在的“孤儿”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这个群体的情况十分复杂，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概念把他们装进去。作为曾经的汕头市委党校校长、一位严谨的学者，郑俊钦认为“事实孤儿”的民间叫法也不恰当，“事实孤儿”并不被认为是孤儿，最终无法用孤儿的相关约束条件去要求什么单位或什么人。
这是一个全新的、应该有新的制度专门照顾的群体，因此必须有规范的标准对他们的身份予以认定，这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课题。
龙湖区新溪镇中三合村的谢佳涵，是一个刚满两岁的小女孩。她的整个家庭都很健全，爷爷、父亲、母亲都健在，只是父亲患有精神一级残疾，母亲被车撞致腿骨粉碎性骨折，夫妻俩都丧失了劳动能力。目前，他们家的生活重担，全部落在爷爷一个人身上，而爷爷能做的，也仅仅是往拜祭用的黄纸上贴上一层金色的薄膜，收取一点微薄得可怜的劳务费。
汕头市公益基金会送去了4000元的慰问金，同时将小佳涵纳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资助名单中，这样的帮助，更像是针对爷爷而不是孩子——这正是“复杂性”所在。
爷爷似乎也感觉到了这层关系，他说：“我认为我还能劳动，基金会的资助不应该要，不能要。”
这位赤着膀子的干瘦老人，皮肤是古铜色，脸上皱纹深刻，显示着一生的劳碌，然而他的眼神依旧十分坚毅。不过当他抬头望向天花板的时候，分明也能从眼光里读到令人悲凉的无助。
同样在新溪镇，西南村的谢冬纯已经读初一。她家的电话经常无人接听，因为拿着电话的父亲谢木青患了食道癌，已经无法发声。母亲陈丽粧患有精神病，曾经投水自尽被救，如今骨瘦如柴，多数时间也是躺在床上无法行动。冬纯还有一个上高二的哥哥和一个读中专的姐姐，但因为已经成年，无法纳入资助范围。
如果说汕头市公益基金会的行动有示范意义，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们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概念放得很宽，尽量让更多陷于困境的孩子从中受益。
接过好心人送来的慰问金，谢木青表情复杂，因为无法说话，他用粉笔在墙上写下了“谢谢”两个字。
给他们一个未来
刘晓虹现在在村里的一家手袋厂学习做环保袋。她跟记者说，那些很熟练的工人，多的一个月能拿到4000元工资。她希望自己也能有这样高的收入，就可以帮伯父伯母减轻一点负担。
“多少钱？4000块？做梦吧，怎么可能呢！”刘锦在一旁泼冷水。他说，自己就是开工厂的，能不清楚吗？厂里的工人基本上一个月就拿1000多元。伯母也在旁边帮腔，说没有这么好的事，还是去读书好，多读一点书，将来就能过得好一点。
虽然已经18岁了，但刘晓虹还是在读初一。原来父亲不让她上学，所以上学前班还是父亲死后伯父送她去的，当时她已经9岁了。上完小学，她不想继续念书，就跑到深圳去打了两年工。伯母觉得这样太荒废前途，又亲自跑了一趟把她带回来，继续念初一。现在，刘晓虹又不愿意去了。
“读不懂，根本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刘晓虹觉得自己读书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妹妹和弟弟同她一样，成绩也很差，既然自己已经成年，不如早点挣钱让一家人过得宽裕一点。于是整个暑假，她都在和伯母、堂哥进行拉锯战，在读与不读之间争执。说不过大人，刘晓虹就低头不语。
伯母和堂哥都想尽力给这几个不幸的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然而在全国各地，还有多少“事实孤儿”，并没有人去为他们的前途操心。
8月4日下午，12岁的晓文在烈日下帮助伯父种黄豆，伯父犁开一条沟，他就往里点豆子，一下一下，动作娴熟。
他的未来，是否也将随着豆子一起，种在这片深山中的土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