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30年以前，是在我成为小说家之前，不如说，是在我脑袋里毫无写小说念头的时代发生的事。那是真人真事。我那时在东京国分寺市的车站南口一幢小楼的地下室里经营着一家爵士酒吧，面积约15坪（约50平方米），一隅放着立式钢琴，周末常常举行现场演奏会。我欠了一身的债，工作又辛苦，但老实说，这些都不在话下。我才二十五六岁，只要愿意干，再怎样也不觉得累，更不以贫穷为苦。从早到晚工作时可以尽情地听自己喜欢的音乐，仅此一点便觉得足够幸福了。

　　国分寺靠近立川，所以酒吧时有美国大兵不期而至，尽管为数不多。其中有个非常安静的黑人，他大多时候是同一个日本女子相伴前来。那是个苗条的女子，年龄大约26岁。我不知道两人究竟是恋人还是朋友，不过看起来也许更像挚友。我对他们记忆犹新，因为即便冷眼旁观，两人的距离感也令人心生好感——既不缠绵亲昵，也不客套见外。他们静静地喝酒，小声而愉快地交谈，听着爵士乐。他不时把我喊去，要我播放比莉·荷莉黛的唱片。嗯，只要是比莉·荷莉黛，啥曲子都行。

　　我记得只有一次，他听着比莉·荷莉黛的歌哭了。夜已深，几乎没有其他客人。那次他是独自一人，还是与那个女子一道，我已记不清了；播放的是比莉·荷莉黛的哪一首歌，我已印象模糊。总之他坐在吧台角落的座位上，用两只大手捂着脸，肩膀颤动，低声啜泣。我当然尽力不将目光投向那边，在稍远处干着活。比莉·荷莉黛的唱片播完后，他静静地离席，付账，推门而去。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一年多过去，就在我差不多快把那个黑人大兵忘掉的时候，常和他一起来店里的女子忽然现身了。那是个雨夜，当时店里同样很闲，客人寥寥无几。她一个人，穿了件雨衣。至今，我仍然依稀记得当时下着雨，以及她雨衣的气味。

　　她坐在吧台前，望着我的脸莞尔一笑，道了声“晚上好”。我也回了一声“晚上好”。她要了威士忌，我调好递给她。随后她告诉我，那个黑人大兵不久前回国了。每当他怀念留在故国的亲人，就来我的店里听比莉·荷莉黛的唱片，他很喜欢我的店。她仿佛留恋不已似的，对我说了这些。

　　“前几天他写信给我，”她对我说，“让我代他来这里听听比莉·荷莉黛。”说完，她嫣然一笑。我从唱片架上挑选了一张比莉·荷莉黛的老唱片，放到转盘上，然后将唱针轻轻地放在声槽上。黑胶唱片真是个好东西，让人觉得在播放它时我们所做的一连串动作，与周遭形态各异的种种营生温柔地联系在一起。有朝一日黑胶唱片竟会落伍于时代，是当时的我连想也没想过的。不过这么说的话，我同样没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会成为小说家，一天天老去。

　　比莉·荷莉黛的唱片播完后，我抬起唱针，将唱片装入封套中，放回架上。她将杯里的威士忌一饮而尽，起身离席，宛如为奔赴外部世界做特别的准备一般，小心翼翼地穿上雨衣。离去时，她说：“承蒙关照，谢谢啦。”我无言地点头，然后说：“也谢谢您。”接下去该说什么才好，当时我想不出来，没有词语涌上舌尖。恐怕我当时该说两句郑重其事的话，说两句能表明心迹的话。可是历来如此，每逢这种场合肯定不会有妙语浮上脑际。这当然遗憾，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别离就意味着永别。因为当时未能说出口的话，将永远无处可说。

　　直至今日，每当我聆听比莉·荷莉黛的歌曲，便常常想起那个安静的黑人大兵，想起那个心头思念着遥远的故土，坐在吧台一角低声啜泣的男人，想起他面前那杯威士忌中静静融化的冰块。还有那个代他前来聆听比莉·荷莉黛唱片的女子，想起她雨衣的气味。然后，想起过于年轻、过于腼腆，因而不知畏惧，寻觅不到妙语将所思所想送达别人内心，几乎束手无策的我自己。

　　如果有人问我：“爵士是怎样一种音乐？”我只能这么回答：“这就是爵士啊。”对我来说，爵士就是这样一种存在。虽然定义太长，不过说实话，关于爵士这种音乐，没有比这更有效的定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