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亨利上校是我在部队里的一个老伙计，1976年与我同在101空降师任旅长。弗兰克是一名优秀的指挥官，也是争强好胜的那类人。他不时顶撞师长，给自己找麻烦。

　　有一天，我们就各自的职业前景谈开了。

　　“不知道在部队里，我是否还能得到晋升。”他对我说，“但是，我已经很自豪能做到上校，接下来，我就等着上面通知我，何时该打包走人。”

　　后来，我给主持人拉里·金讲了这个故事。2010年，他长期主持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谈话节目《拉里·金现场》，收视率遭遇下滑——信息革命，让所有媒体发生了改变。有线电视新闻台有意取消他的这档节目。

　　拉里·金没等电视台负责人开口，就宣布退出，结束了25年的电视主持生涯。当他宣布这项决定时，转述了我的老朋友弗兰克·亨利的故事。

　　拉里·金说，自己已经拥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职业生涯，现在，他已经到站，是时候下车了。

　　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我一直抱着这样的态度认真工作。让上面决定我何时该打包走人，成了我的工作准则。

　　从来没有人向我承诺，我可以爬到什么样的高位。

　　我无数次地问我的上级，是否下一站就该我下车。

　　“还没有呢。”上面总是这么说。我就一直干下去。

　　家人对我参军入伍，感到非常开心，他们热爱我们的祖国，把当兵看作一项爱国者的义务。等到我在部队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还不退役，他们就开始觉得难以理解。

　　我的大姨洛里斯是家里资格最老的女性，在我第二次从越南回来的时候，她受全家族的委托，就这个问题向我施加压力。

　　洛里斯擅长管别人家的事，来势汹汹。我解释说，如果我在部队努力干下去，可以升到中校再退休，哪怕41岁就退休，也能享受相当于退休前薪水半额的养老金。对于一个从移民家庭出来的人而言，可以终生享受养老金，无异于中了大奖。

　　我的大姨终于偃旗息鼓，家人也再没有向我提过退伍这件事。

　　我当上了中校，以后，我获得的一切，都是一个勤勉奔忙的人应该获得的福利与奖赏。

　　在部队，一个人如果再也升不上去，他就只有退役，这样，才能保证军官队伍的更新换代和年轻化。1986年，我幸运地晋升为三星中将，担任驻联邦德国的美军第五军军长。

　　那时，我的导师、陆军总参谋长约翰·维克汉姆将军，给我写来一封信，告诉我这个消息，他对此表示祝贺。在信的结尾，他说，我的任期为两年，两年后的这一天，如果没有被派去担任另一个由三星将军担任的职务，或者不能晋升为四星上将，他希望我能主动递交辞呈。

　　我做军长的时间不长。6个月后，我被再次召回白宫任职，先是出任国家安全顾问助理，然后成了国家安全顾问。都是一些责任重大的职位，我能被选中，深感荣幸。

　　不过，我的军旅升迁道路，就这样给打乱了。

　　“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应该去哪里，晋升和前程，全是狗屁。”维克汉姆将军告诫过我。

　　里根总统卸任后，新当选的布什总统在他的政府工作班子中，留了几个很高的职位供我选择。

　　我去拜访新上任的陆军参谋长卡尔·维奥诺将军，想听听他的意见。

　　“我离开部队有好几年，干了不少与部队无关的工作，在一些非政府机构里，我也能找到工作，”我说，“我觉得自己是不是该退役了。不过，部队依然是我的最爱，如果能继续待在部队，我也会很开心。是去是留，就看您的决定。”

　　维奥诺将军笑了，他说：“部队希望你能回来，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个四星头衔。”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

　　第二天，我把这个消息告诉里根总统，他问了一句：“那么，你是升职了？”

　　“是的。”我回答说。

　　“好。”他以一贯简单直接的方式说道。

　　多年来，我见惯那些意识不到自己到站总要下车的人，我也见惯那些自以为打了一张通票，可以不停坐下去的人。有着35年辉煌军旅生涯的四星上将们，居然也跑到我的办公室里吵闹，恳求我，说他们不想下车，那架势，好像他们理所当然该一直干下去。

　　国务院的一些人，任职多年，深得总统赏识。当我告诉他们，该退休或者另谋出路的时候，他们感到十分错愕。有些人不断找我，竭力说服我、告诫我不能这么做。

　　我还是这样做了。

　　他们咬牙切齿和唉声叹气的声音，整个国务院都听得到。这些声音，直到退休仪式结束后方才平息。其他人受到这些事的影响，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职业前景。

　　从这个角度来说，国会也许是一个最糟糕的单位。我深知，在一个位子上干一二十年，自然能获得丰富的经验，一干就是三十多年呢？还是算了吧。给你的重孙辈留一个机会吧，以你的名字命名的建筑和公路还不够多吗？

　　不管你从事的是什么工作，都是在为民众服务，无论是在政府、军队、工商界，还是其他部门工作，都是一样，需要无私奉献，不能追求一己私利。应该带着愉快的情绪、感恩的心情离开，在别人把你拽下车之前，自己下车，去赶另一列客车。花一点时间，望着那辆老列车驶远，然后开启下一列客车上的新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