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风刊登“五角大楼文件”

　　1971年6月26日，《华盛顿邮报》和昔日的竞争对手《纽约时报》的代理律师共同来到美国最高法院的审判大厅。这次，这对冤家不是“互掐”，而是同时当起了被告。起诉它们的不是别人，正是美国司法部。控诉的理由也很简单——这两家报纸涉嫌泄露国家机密，危害国家利益。此事还得从越南战争说起。

　　60年代，美国长期身陷越战，不能自拔，并为此耗费了大量的人财物力。时任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组织了数十名优秀的工作人员，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收集整理出美国对于越南和中南半岛的政策资料，并分类汇编，包罗万象，以期全面检讨这些政策的形成和演变过程。这份共计7000页47卷的越战历史文件最终如期完成，时称“五角大楼文件”。“五角大楼文件”当时只印刷了15套，其中有两套送到了著名的民间决策咨询机构兰德公司，而正是这两套文件给美国国防部埋下了祸根。

　　兰德公司是美国军方的重要智库，冠有“大脑集中营”“超级军事学院”等美誉。此前，兰德公司曾受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的委托，分析美国对越政策所有可能的选择。兰德公司最后的研究结论是美国必须争取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结束越南战争。当基辛格将兰德的研究方案转交给国家安全委员时，他却私自从中删去了这一条。这令兰德公司的项目负责人艾尔斯伯格愤怒不已，他觉得自己被耍了。当“五角大楼文件”被运送到兰德公司时，艾尔斯伯格利用职务之便得以畅读全文。艾尔斯伯格深受启发，从人道主义和社会问题角度考虑，他变得更加反战了。他决定将“五角大楼文件”公之于众！为此，他找到了《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在当时作为一家颇具公信力并影响巨大的报纸，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机密文件曾一时不知如何处置。好在最后发行人苏尔茨伯格敲定，推出10天的连载系列。在反战运动声势不断壮大的背景下，国防部的行动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看到刊登绝密文件的《纽约时报》在市场上四处热卖，五角大楼简直炸开了锅。行政干预和私人说情都不能阻止《纽约时报》继续连载。被逼无奈的五角大楼通过司法部将《纽约时报》告上了法庭。《纽约时报》尊重法院的意见，在案件受理期间暂停了“五角大楼文件”的连载。

　　媒体对于新闻时效性、独特性和真实性的追求永无止境。司法部的控告与法院的禁令并没有吓住《华盛顿邮报》，他们期望能够在此期间“抢”过老大哥《纽约时报》手中的接力棒，继续“五角大楼文件”的连载。

　　然而，为了获得艾尔斯伯格手上的文件，《华盛顿邮报》的副总编巴迪建颇费了一番工夫。艾尔斯伯格“神龙见首不见尾”，巴迪建总也找不到他。直到某一天，巴迪建接到艾尔斯伯格的电话，后者要求他用公用电话回拨。了解了艾尔斯伯格的意思，巴迪建连夜飞往波士顿，并从那里搬回一个大箱子——整整7000页的“五角大楼文件”。第二天，美国人在《华盛顿邮报》的醒目位置就看到了“五角大楼文件”披露“美国在1954年企图推迟越南选举”字样的大标题，下方是副标题“系列报道第一期”。

　　不出所料，在《华盛顿邮报》马不停蹄地准备第二期系列报道的时候，美国司法部的电话如期而至。同《纽约时报》一样，总编布莱德利没有理睬司法部的无理要求，继续“五角大楼文件”的连载。司法部如法炮制，又将《华盛顿邮报》告上法庭。巧的是，一审法官年轻的时候在《纽约时报》做过兼职通讯员，对于美国新闻界的现状十分熟悉；《华盛顿邮报》的代理律师高举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极力诉求法律赋予的新闻自由。一审判决，《华盛顿邮报》胜诉。

　　不甘心的司法部向联邦上诉法院上诉，令他们失望的是，九位法官相当一致地支持原判。司法部走投无路，只得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要求推翻上诉法院的判决。而在纽约上诉法院中败诉的《纽约时报》也愤愤不平地来到最高法院讨个说法。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接受了他们的上诉，并将两个案件合并裁决。

　　《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代理律师共同坐在最高法院审判大厅的被告席上，厅外挤满了前来听审的公众，原本狭小的会堂显得拥挤不堪，因为每个人都想见证这一关系美国言论自由走向的历史时刻。

　　在美国，“预先约束新闻界”是违宪行为。正如最高法院大法官波特·斯图亚特在意见书中所说：“政府机构有责任考虑必要的保密措施和保密分类，这种措施和分类应该有道德的、政治的和实际的考虑，但是不能变成为了自己而过度保密。”“只有获得充分信息的、持批评态度的大众意见，才能够保护民主政府的价值体系。”

　　三天之后，纽约时报社和华盛顿邮报社内一片欢腾，他们赢了！

　　“水门事件”扳倒总统

　　1972年是不平凡的一年。随着新一轮总统大选的临近，美国政坛处处弥漫着浓郁的火药味儿。6月的一个深夜，夏日的余热尚未退去，美国民主党总部所在的水门大厦沉浸在一片静谧的夜色中。突然，民主党的办公室内晃动起几束光，一切显得万分诡异。恰巧，这被离开不远的工作人员发现，保安和警察匆匆赶到，五名半夜擅闯者被抓了个正着——他们当时正在偷拍文件和安装窃听器。“水门事件”由此揭开序幕。《华盛顿邮报》灵敏地嗅到了新闻线索，他们相信这不是一起简单的入室行窃案。

　　年轻的记者伍德沃德被授以重任，他开始负责“水门事件”的后续报道和深度挖掘。次日，《华盛顿邮报》便在头条刊登了关于此事的详细报道——《企图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驻地安装窃听器的五名罪犯》。这条新闻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巨大的舆论反响。但案件进展峰回路转，当晚，警方就在两名古巴嫌犯身上搜出了两本通讯录，上面赫然印着霍华德·亨特的姓名、电话和白宫的字样。伍德沃德咬住这条线索死死不放，并发表了《白宫顾问与窃听嫌疑犯有联系》的新闻稿。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更大的阴谋还在等着记者们去发现。

　　进入7月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大选竞争日趋白热化，人们急切地想知道下一任总统是谁，“水门事件”开始淡出公众的视野。但《华盛顿邮报》特意成立了伍德沃德—伯恩斯坦采访小组，继续跟踪“水门事件”，以期挖出背后的惊天秘密。两位血气方刚的记者没有让公众失望，他们发现窃贼与“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之间存在着资金联系。8月1日，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发表共同署名文章《窃贼嫌疑犯的报酬在竞选经费中开支》。

　　真相在一步步接近，此时的《华盛顿邮报》也逐渐陷入了美国政坛的斗争旋涡中。整个下半年，没有其他任何媒体愿意再参与到“水门事件”的报道中来。在一切毫无进展之际，“深喉”的出现推动了整个事件的进一步发展。“深喉”是身处美国政界首脑部门的线人，大量富有价值的文章都来源于“深喉”提供的信息。《联邦调查局查明尼克松的助手们对民主党进行破坏活动》《证词表明尼克松的高级助手同秘密基金有关》……一篇篇报道逐步将白宫和尼克松总统推向风口浪尖。

　　“《华盛顿邮报》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对总统个人仇恨的大发作。”“含沙射影，散布小道消息，捏造罪名，无中生有……以造成白宫和水门事件有直接联系的假象。”……政府部门对于《华盛顿邮报》的各种指责之声不绝于耳。气急败坏的尼克松总统早就想拆掉位于1515大道上的《华盛顿邮报》大厦，他高声骂道：“他们一定会遇到麻烦……最主要的是，《华盛顿邮报》也许要为这件事情付出代价。他们有一个电视台……不管怎么说他们总需要展开定期经营吧。”随后，联邦通讯委员否决了《华盛顿邮报》公司在佛罗里达两家公司的经营许可申请，公司的股票也为之大跌。

　　“他们的目的不过是想打击我们公司！”《华盛顿邮报》老板、女强人凯瑟琳·格雷厄姆从不示弱，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也愈战愈勇。1973年年初，伍德沃德即以一篇大幅报道证实了水门大厦的闯入者与白宫顾问亨特确实存在实质性联系。一时，美国舆论界炸开了锅。随后，在法院的庭审和欧文委员会的调查中，《华盛顿邮报》的多则报道材料都得到了证实。随着案件的进展和调查的日益深入，尼克松总统最终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于1974年8月9日被迫辞职。

　　《华盛顿邮报》洗刷了自己的不白之冤，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也一举成名，成为美国新闻界当之无愧的标杆人物。鉴于《华盛顿邮报》在“水门事件”中的出色表现，普利策评奖委员会决定授予《华盛顿邮报》公众服务奖，这一事件也被写进了世界新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