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创办《东方时空》，离开播还有两三个月时，崔永元推荐了我。我一看是兼职，就去了。

　　干了一段时间，时间让我当主持人，我跟他急了，我说不可能，兼职就怕单位领导发现，我要当了主持人，不就被发现了？

　　时间是这么劝我的：你觉得中国人有早晨看电视的吗？我想了想，觉得他这个话特有说服力，我就同意了。

　　当时中央电视台很牛，不像现在大家都在骂中央电视台。但调我进中央电视台，我拒绝了，因为当时我在中央电台办一份流行音乐的报纸。当时我们要打造经纪人，很前卫的。没想到时任广电部部长把这份流行音乐报给毙了，那时，视流行音乐为洪水猛兽。心存绝望的我，决定投入苦海，去了中央电视台。

　　去了没几天，就被原来的领导发现了。“中央人”起得真是够早的。

　　评论部是在《东方时空》火了之后才成立的，所以《东方时空》是评论部的妈。现在很多人会拿一个传统的体制去框很多东西，其实当时我们是先在荒原上长起来的，这棵树长得足够大了，才在周围弄了个围墙，叫植物园。很多人说那是一个很好的时代。我经常说，我非常庆幸赶上了一个极不正常的时代，现在都正常了，正常到领导来了部下要站起来，正常到领导跟部下都和谐了，没有互相拍桌子了，正常到有《劳动法》了之后，不可以随便进人、随便开人了，正常到制片人不可以自己去决定很多奖惩条例，现在都是台里统一结算了。但是我们很幸运曾经赶上过一段极不正常的岁月。请问，现在的年轻人会喜欢那种不正常的岁月吗？那时你今天来了没干好，明天就可能被开掉；现在有《劳动法》会保护你，会给你上三险。我们那时候没有三险，现在回头一想，真挺险的，什么险都没上，因此那是一段非常幸福的、不正常的岁月。一个时代总是走着走着就走正常了，就把那些不正常岁月当中的毛病剪掉了，优点也顺便剪掉了。所以我心如止水，我既没有热泪盈眶地回望，也没有痛心疾首地针对当下，我觉得社会就是以这样一种逻辑在往前走。

　　有观众问：点燃理想好办，点燃之后怎么办？我说，点燃之后就直奔废墟而去，哪一场大火最后的结局不是废墟呢？但是看烧成了什么，废墟也是一种养料。我觉得自己真庆幸，庆幸在哪儿呢？是你青春的时候正好撞见了不正常的岁月。如果你年老或者过于小的时候撞见了不正常的岁月，那很糟糕，年老的时候看不惯，年少的时候扒不着。

　　最近有一个很流行的话题：为什么80后已经提前暮气沉沉？我很感慨这个话题，我说20年前做《东方时空》时什么都没有，但是唯一富余的是热情，对未来的好奇，激情，或者说是那个现在觉得特酸的词——理想。这些严重复古的，当时你到我们各个组去看，满屋子全是这些东西，其他的东西很少。现在是其他的东西很多，这些东西很少。

　　现在我还在这儿。

　　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一个巨大的新挑战就是，20年前我不知道未来《东方时空》会成为什么样，因此很自然地在那里成长，如果那个时候我知道《东方时空》未来会火，坏了，我可能也去模仿，也去作假等等，因为有功利心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人知道未来《东方时空》会成为什么，以为就默默无闻，中国人没人看电视，我们凑合着做一个兼职领点工资走了就完了，没想到它火了。正因为没功利心才做对了。现在坏了，经过20年的努力，我们还在这儿，得了很多虚名，我称其为新一代的既得利益者。但是现在新的考验出现了，你将成为什么样的既得利益者。如果当时没有杨伟光、孙玉胜这些人放权，鼓励青春的梦想，甚至容忍完全不着调地跟人家拍桌子等等，怎么会有我们的今天。

　　20年后，当我们成为既得利益者的时候，此时你在做什么？是开始跑马圈地，为自己的利益去继续，还是开始向下为新一代的年轻人去推动、去呐喊、去争取一些什么。我觉得当下的中国——不要说我们这个电视行当了，当下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经过30多年改革所累积的既得利益者接下来如何抉择，这关系到中国的未来。如果他们像30多年前勇于改革的那群人一样，那中国未来会非常棒，值得期待。如果当初的改革者现在成了改革的阻拦者，成了自己利益的维护者，死路一条，不管是电视还是中国。所以我觉得所谓纪念《东方时空》20年可不是为了回望的时候热泪盈眶，而是为了当下你得思考你打算做什么。

　　表面上，20年前我们的第一目标是来兼职挣点钱，话必须这么说，但事实真不是这样。很多事情那个时候如果不给我们钱，倒贴钱也会干。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当下依然要有这样的劲头，要放弃一些东西。我放弃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报社里是最受重用的年轻人，我有辉煌的未来。我当时走的时候，上面已经找我任某个官职了。我不觉得这是什么，放弃就是你不觉得它是什么。就像当下如果依然有很多人不觉得权力那么重要，不觉得财富那么重要，不觉得名声那么重要，中国就有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