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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在故宫看见沈从文捐献的文物时，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长久地站立；在历史博物馆，我曾幼稚地询问一个讲解员，哪里是沈从文曾经站立的地方？那讲解员说来过这里的名人实在太多，她也不清楚。在去昌平的路上，看见达子营的路牌、奔驰的大巴、高远的蓝天，想起沈从文初到北京时的那句话：“北京的天蓝得使我想下跪。”北京之于沈从文，有过太多的辉煌、失落和苦难。
我要说的是巴金的回忆文字。在这些文字中，有大量的信息，使我们更多地去了解沈从文。“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这是沈从文一生的经验，我们了解了，未必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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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去世后，巴金并没有参加他的葬礼。因为那时候的巴金身在医院，只好委托恰在北京出差的女儿李小林送去花圈。但此时的巴金并没有忘却他的好友，他不时地想从北京和上海的报纸上知道关于沈从文葬礼的消息。但是，巴金失望了。新华社因巴金女儿送花圈，发了一则简短的消息——沈从文告别亲友和读者。之后，只字未提沈从文的葬礼。
没有达官显贵，来告别的只是些亲朋好友。厅里播放着死者生前喜爱的乐曲。沈老躺在那里，十分平静，仿佛在沉睡，四周几篮鲜花、几盆绿树。每个人手中拿着一枝月季，走到沈老跟前，行了礼，将鲜花放在他身边。没有哭泣，没有呼唤，也没有噪音惊动他。
这是李小林描述给巴金的当时的场景。
在我掌握的有限的材料中，沈从文去世的消息除大陆以外，全球几乎所有的华人报纸都作了报道。大致内容是：沈从文的逝去，是中国文坛的巨大损失。
就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从湘西的一条船上开始了自己的人生，开始是悄寂的，如同他的作品，清风一样拂过中国文坛；就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依旧在悄寂中终结了他的人生，没有评价，没有定论，没有熙攘和嘈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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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文代会在欣欣向荣的北京开幕。许多只闻其名未见其人的作家、诗人、评论家在这次大会上相互见面，相互拥抱，诉说往事，共话未来。然而，满怀希望的沈从文却被拒之门外，他不是文代会的代表。当巴金、李健吾、赵家璧等人前去看望他的时候，他的脸上依然露着微笑，并且打听文艺界一些熟人的近况，关心每个熟人。此时的沈从文，表面看上去是乐观的，其实，他的内心承受着多大的痛苦和压力，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巴金是这样说的：“他在围城里，已经感到了孤寂，对形势和政策也不理解，只希望有一两个文艺界熟人见见他，同他谈谈。他当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仿佛就要掉进水里，多么需要有人来拉他一把。可是他的期望落空了。”
这个时候，谁愿意去拉他？想拉他的人，在当时说不起话，也不敢说话。几个熟人，当然是有的，恐怕都站在了他的对立面。
我在阅读《沈从文传》和黄永玉写的《比我老的老头》时，也读到了关于沈从文淡出中国文坛的一些描述。首届文代会被拒之门外、弟弟被正法、一些熟人远离，等等，这些事件的发生，是不是沈从文淡出文坛的真正原因，谁也说不清楚。然而，在我看来，沈从文就此搁笔，转入文物和中国服饰研究，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战国漆器》不仅奠定了他在文物界的地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拯救了他的生命。那个时候，为了命运，为了表现，为了一个新的活法，如果他继续写下去，在以后的时间里，会发生什么？老舍、傅雷的结局会不会在他的身上出现？
并非塞翁失马、因祸得福，而是沈从文实在太聪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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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金的回忆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描述的内容来自沈从文写给巴金的信件。“因住处只有一张桌子，目前为我赶校那两份选集，上午三点她即起床，六点出门上街取牛奶，把桌子留给我工作。下午我睡，桌子再让她使用到六点，她做饭，再让我使用书桌。这样下去，那能支持多久！”这里的她，自然是张兆和了。一张小桌，夫妻二人，错时使用。
我是躺在床上读这篇回忆文章的。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头下的枕头有些潮湿。这封信是1980年2月，沈从文写给巴金的。那年，我已经上小学，在西海固那个闭塞的小村庄里，我已经有了供自己做作业的木质书桌。然而，在北京，一位伟大的作家，为一张用来写字的书桌向友人伤感地诉说。
很明显，这是两个作家之间的笔谈，是来自肺腑的真言。此时的沈从文买不起一张书桌吗？书桌是有的，只是没有摆放书桌的地方。仅仅一封书信，从书信的背面，我能聆听到沈从文的声音、呻吟和申诉。而巴金将这封书信中的一个细节呈现给世人，他想要表达或传递什么信息？阅读此文字的人都很明晰。
关于书桌之事，巴金在文章中又发表了一点自己的感慨：“这事实应当大书、特书，让人们知道中国一位大作家、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工作的。”这样的语言，只有巴金，而且只能是巴金这样的人才敢说出口，其他人呢？
在我阅读到的关于沈从文的文字中，沈从文的住房得到胡耀邦同志的关照和批示，给他解决了大房子，配了车、配了助手。关于此事，巴金是这样写的：“这个问题要是能早解决，那有多好！可惜来得迟了。不过有人说，迟来总比不来好。”
来了，一切都来了。当一切优越的条件向沈从文走来的时候，死亡并没有垂青这位伟大的中国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