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连续三年每年有三万人自杀的日本，有这样一位中国人顽强地含泪活着。”这是日本电视纪录片《含泪活着》片首的一句话，这部追踪十年方始完成的纪录片，讲述了中国父亲丁尚彪为了梦想，为了家庭和孩子，独自一人在异国他乡苦苦打拼15年的催泪故事。
北海道“大逃亡”
子夜12点，乌黑的天空飘着冷冷的细雨。日本北海道最东部的小镇阿寒镇，一群中国学生在夜色的掩护下疾步穿行。
当天早上的“逃亡”以被学校发现并被强行带回告终，此时，他们的一举一动也就显得格外警惕。
凌晨3点，他们穿过了小镇，穿过了机场。由于不断地躲避夜行的汽车，蒿草丛中的露珠和雨水很快浸透毛衣，冰凉的衬衫皱巴巴地贴在身上。他们每个人的手中都握着一根木棍，那是准备与随时扑上来的野熊、野狼搏斗的武器。几小时的徒步行军，让两条小腿肚酸肿发胀。
渐渐的，四周的黑暗化成了茫茫的白雾一片。前方就是钏路市，逃亡者带着一身疲惫，悄悄在钏路站后面一间无人的小棚里换上了干衣服。当开往札幌的电车还有一分钟就要发车时，他们奔进车站，几乎是在关门的一刹那跳进了车厢，随着电车发动，他们的“逃亡”成功了。
这是1989年6月的日本，阿寒镇这群中国学生的此次夜行，后来成为了震惊全日本的北海道“大逃亡”。
丁尚彪是“逃亡者”之一，时年35岁。半年前，在上海，这名青年花了五角钱从别人那里买了一张飞鸟学院-阿寒镇分校的资料，并举债42万日元（约人民币3万元），将妻女留在上海，独自一人来到了日本。
由于早年被“下放”而错过读书机会的他，本想在日本重新建立自己人生的出发点。
按照设想，念完阿寒镇的语言学校后，他会考入日本的大学，日后再将妻女都接来日本一起生活。
那个年代，中国人只在日本电影《追捕》中见过北海道，知道那是一片荒凉、寒冷的地方。而到了阿寒镇才知道，这个“蜷缩”在北海道角落里的小镇人口极其稀少，几乎全是老人和儿童，政府之所以同意招收这批学生是为了解决该地区人口过稀的问题。
可对中国学生来说，他们本打算边学习、边打工还债，可学校一带连便利店都没有，到哪里去打工，怎么还债？
NHK电视台曾在全国连续报道了“大逃亡”的经过，记者米原尚采访后说：“在号称最先进的日本国土，竟然还有一块连举世公认生存能力最强的中国人都不愿呆下去的地方。”飞鸟学院-阿寒镇分校首批56名学生，半年后只剩下了七个人。
一家三口人天各一方
干完一天的工作，已过了深夜12点。末班电车都收车了，丁尚彪才沿着轨道步行回家。
当年，丁尚彪一路逃到了东京，一呆就是八年。他的签证很快过了期，沦为在日非法滞留人员。
为了不吵醒房东，他总是踮着脚上楼。在东京打工还债的这几年里，他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目标——要努力赚钱，将来把女儿送去国外一流的大学深造，把自己无法实现的求学梦，寄托到女儿的身上。
“来到日本前几年，拼命打工还钱，也没有钱，穷惯了，钱放在口袋里，自己不知道怎么去用。”丁尚彪说。
这是东京丰岛区一栋修建于30年前的木板楼。丁尚彪做饭、洗澡、如厕、睡觉都是在楼上那间不足10平米的小屋内。洗澡的设施是丁尚彪特制的：一个澡盆大小的塑料袋，“花洒”就是洗碗用的热水喷头。洗澡时，人必须站在塑料袋里，水才不会流到地上。洗完澡，再把塑料袋拎起来，从洗碗的下水口把水倒出去。
“一跑来的时候，我老婆他们想不通，总认为我在这里是不是有了其他女人。其实我就是想为女儿拼点命。”望着墙上女儿的照片丁尚彪哽咽了，离开上海时，女儿还只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而如今（1997年）她已在毕业班里做着高考前的最后冲刺。
文革风暴中，1970年，丁尚彪被下放到当时中国最穷的地方——安徽五河县。贫瘠的土地结不出半粒麦穗，土地是龟裂的，住的是透风的泥房。粮食的紧缺，迫使老丁每天都要干十个小时以上的活，就是在那种忍受着饥渴，令人痛苦绝望的日子里，老丁邂逅了他的妻子陈忻星。
陈忻星和老丁一样，也是从上海下放到五河县的。在那个没有电灯，没有煤气，连自来水都没有的环境中，他们两人共同许下“要同甘共苦，协力共勉生活下去”的誓言。
不久，文革结束，他们回到了上海。随后他们的女儿出生，怀着对未来光明前途的憧憬，他们为女儿取名“晽”字。
“我妈妈特别开心，她开心死了，都掉眼泪了。”丁晽笑着说。1997年夏天，她收到了纽约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老丁在上海的家，在70年前所建的老房子的二楼。一楼的公用厨房昏暗、狭小，陈忻星每天下班后做了饭，再端到楼上房间和女儿一起吃。晚饭后女儿在角落的书桌写功课，陈忻星就在一边读报，两人共睡一张床，为了贮备留学费用，母女俩相依为命过着简朴的生活。
女儿在上海的最后一晚，行李已经收拾了大半。
“一家人分三个地方。”陈忻星低声呢喃，“我原来烧香，听说三根香的长短要一样，我烧了三根长短不一的，是要分三个地方去的。”说着她用手在空中比划着。
很长一段时间，她和女儿并排坐在沙发上，相顾无语，突然她又像想起了什么，叮咛道：“以后要你自己一个人去闯了，我们都老了。”她笑了两声，可房间里只有头顶的风扇在呼呼吹着。
八年前，同样在虹桥机场，陈忻星送别了自己的丈夫，至今未团聚；此地此刻，又再度送别女儿，不知何日再见。
两个人的东京
丁晽乘坐的飞机先在东京中转，再飞往纽约，她有24小时的停留时间。从小学时代就分别的父亲，八年后，终于能在东京与她再见面。
两人约在日暮里站，列车还没停稳，丁晽就兴奋地喊道：“我看见我爸了！”丁尚彪也立刻迎了上来，从女儿的手中接过了行李箱，没有拥抱，就像一次平常的回家。
列车里父亲调侃着女儿“该减肥啦”，“还割了双眼皮嘛”，丁晽娇嗔地答道：“不要和人家说嘛。”
吃完饭，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老丁开口：“当年临走的时候，隔着机场的玻璃窗，你在哭，我也在哭，还记得吗？”
“记得一点。”
“你那时候这么小，就是蒙着脸哭。”接着又是一阵沉默。
第二天，开往成田机场的特快列车。老丁只能把女儿送到机场的前一站，由于非法滞留，他无法进入需要出示身份证件的机场。
列车在站台停靠了足有半分钟，丁晽捂着脸，父女两只隔着一扇窗，就像当年丁尚彪离开上海的时候一样。
“见到爸爸的时候，我本以为八年了，多少会有点生疏，但不管怎么样爸爸还是爸爸。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只想表现得开心，不然我难过，他会比我更难过的。”丁晽说。
18岁，丁晽独自来到纽约求学，父亲继续留在东京打拼。在上海，单身一人的陈忻星也在拼命工作着。这是一家建立已久的制衣厂，陈忻星入厂工作至今已有20个年头。“他们都讲去买点好衣服穿穿，享受享受，我总觉得衣服够穿就好了。”
为了去探望女儿，她一直在申请赴美的签证。从丁晽出国那年算起，连续申请了五年，11次，可惜，星条旗却不懂母亲的心思。
2002年春，陈忻星的第12次申请获批了。在她的心中，还有一个期盼已久的愿望，在飞往纽约的途中，利用中转时间，最长可在东京停留72个小时，这是她和丈夫见面的唯一机会。
“感觉反正很漫长，这13年那么的长，天天在盼，盼着总有一天要团圆。”
临行前一天，她特地去附近的一家裁缝店，用外甥送的料子做了件衣服，还烫了个头。而此时，在东京，老丁也忙着准备迎接妻子的到来。
老丁翻出了一个大红色的枕套：“这是我们结婚用的枕套。25年前，她亲手缝的。我带了一个过来，她留了一个。”他憨憨地笑。老丁的门牙已经稀疏，装满了假牙。这几年，他自己的牙齿只剩下八颗。
同样是在日暮里站，同样是未及列车停稳，陈忻星就认出了13年未见的丈夫的身影，同样没有拥抱，丁尚彪接过妻子的旅行箱，等车的间隙，他默默地从背后注视这个女人良久。
这几年，老丁年龄大了，再加上日本经济不景气，他只能去扫扫地，洗洗碗，一周工作七天，全年无休。看着丈夫在厨房做菜的背影，看着墙上女儿的照片，和自己亲手缝制的枕套，陈忻星欣慰的笑容中充满了怜惜。
第二天，他们两个人相约一起去旅游。老丁挽着妻子拍合照，带妻子尝东京的小吃，赏樱花，看夜景，一同烧香祈福。
这是两个人的东京。72个小时，3天的中转时间，终于，只剩下，默然。
五年前的夏天，也是在开往成田机场的这趟列车里，老丁与女儿分别；此时此刻，再与妻子分别。
仿佛一切在重演，直到列车开出站台，陈忻星才频频回望，窗外的景色飞快掠过，这个陌生的国家，丈夫奋斗了13年的国家。
2004年6月，丁尚彪决定回家了。
回国前，老丁决定再去一次阿寒镇，15年前，也正值这个季节，他的日本之旅就是从那里开始的。北海道“大逃亡”后的15年，镇里的人口仍在不断减少，政府已经决定把阿寒镇并入钏路市。
看着如今已经废弃的教学楼，堆在墙角的课本，老丁不禁有些悲伤。
“虽然当时的债务很沉重，但是经过了15年，还是多亏了这个地方。15年前，走到这里的时候想，人生也许是悲哀的，（但现在看来）人生是绝不可以放弃的。”
如今，老丁的女儿已在美国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她将父母接到了底特律一同生活，20年，曾经天各一方的三口人，终于团聚到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