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德国，追求自由阅读的人寻找的不是在民主德国境内经过审查而出版的书，而是在境外出版的书。因此，在柏林墙建起之后，寻书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一个非法携带图书入境的问题。因此，边境、海关、口岸便成了带书和查书的战场。

　　关于私自偷带图书的各种回忆

　　〔德〕芭芭拉·阿梅隆

　　我在德累斯顿一直生活到1957年，1957年10月我和父母一起离开了民主德国，从那以后就定居在联邦德国。最初是我一个人去民主德国探望亲戚，后来便和丈夫一起。大家最渴望的东西向来都是我们偷偷带往民主德国的图书。

　　我父亲1956年时还住在德累斯顿，当时通过新教教会的介绍去联邦德国疗养了一段时间，然后在那边买了本沃尔夫冈·莱昂哈德的《革命舍弃了自己的孩子》。在火车过边境前，他想着怎么才能过关，然后当机立断关掉了厕所水箱的进水口，按下冲水按钮让水流尽后，把书包裹在塑料膜里藏了进去。当时厕所水箱没有被检查，过了边境之后——估计他一直待在厕所附近等着——再把书取出来塞进夹克，然后回到他的车厢。父亲私下里把书借给可信赖的朋友亲戚阅读，这本书给我们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哥哥的一位朋友曾公开宣称自己是体制反对者，1957年从柏林弄到了一篇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文稿，然后大方地借给朋友们看。我不知道他是如何通过边境检查的，反正那篇文稿被带到了德累斯顿，朋友们拿来互相传阅。当时我哥哥和他这位朋友刚刚高中毕业，但由于政治信任度不够不被允许读大学。还没等到举办毕业典礼，那位朋友就因持有赫鲁晓夫的文稿而被逮捕进了有“黄色噩梦”之称的包岑监狱，被判10个月监禁，之后被驱逐到了联邦德国。

　　1974年我和丈夫为探望亲戚去了趟东柏林。我把给表姐用来做衬衣和裙子的纸样塞进了我的大包，还有必带的咖啡，下面放着施太格缪勒的《当代哲学主流》，表姐说对这本书感兴趣。在柏林弗里德里希大街的火车站，我连同我的大包一起接受检查——当然是一位女士查的。她用手指尖从包里拿出了纸样，认为这纸样属于印刷物，不能带到民主德国。接着我跟她解释，这只是用来缝制衣服的样本，几乎没有字在上面。她叫来一位女同事一起商量着把纸样在桌子上铺开，两个人非常仔细地检查起来。然后那位女同事用悦耳的萨克森方言说道：“这个可以带！”她们没查施太格缪勒那本书，我把书带到民主德国给了表姐，她非常高兴。

　　1981年，我和女儿经沃尔夫斯堡去德累斯顿。在沃尔夫斯堡，一位妇人上了车，她体态异常丰腴，气喘吁吁地在车厢角落里坐下。然后来了人开始检查，我们不被允许下车。我女儿的小箱子里藏着苏联作家安德烈·阿马尔里克的《苏联会生存到1984年吗？》和奥威尔的《动物庄园》。查到我们时，他们要求打开箱子把每一件东西拿出来看，但没发现什么可疑物品——他们没有查女儿的小箱子。火车开过边境后，一沓报纸从那位胖妇人的衣服里“现身了”，她说：“想偷带过境只有这个办法，我每次都把当下所有最新的东西带去，我那些亲戚都特别高兴，没有什么能比这种感觉更美好。”把藏着的报纸拿出来后，她看起来苗条无比呀！

　　我们每次都带了书去民主德国，当然都是禁书。有一次我给姑姑带了一本里斯的《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这本书政治上无害，之前我也把它作为圣诞礼物寄过，但被当作禁书从包裹中拿了出来。一位女邻居来串门，我们本以为她属于体制批判者的一员。我姑姑骄傲地说侄女把这本书带了过来，接着邻居说道：“她本没有必要这么做，没有人这么要求她，不是吗？但把书带到民主德国终究还是不被允许的。”看来我们想错了，我们沉默不语。

　　图书走私商雷纳·埃克特

　　〔德〕科琳娜·布绍

　　玛利亚·多布纳

　　“如果有人将你阻挡在了某一个图书世界的大门之外，他是怎么做到的呢？”雷纳·埃克特1950年生于波茨坦，十一二岁的时候他就在想，为什么在他生活的国家不允许他读那些他喜欢的图书。

　　柏林墙建立以后，埃克特的外婆同他和他的母亲分开了，独自生活在西柏林，会时常给他寄一些图书到波茨坦。作为圣诞礼物和生日礼物，外婆总共寄来了26本卡尔·麦的书，没有一本被没收，其他图书也都顺利过关。只有历史学家尤阿西姆·费斯特写的希特勒传记，埃克特收到包裹时发现不在里面。“我不知道那本书是否由于政治原因被择出，显然也可能是某位海关关员对历史感兴趣，拿出来留着自己看。”

　　还有一种阅读的途径是来自联邦德国朋友的馈赠，他们大多是大学生，通过邮寄的方式或者来民主德国时顺便带过来，他们用的办法听上去都比较外行。埃克特从来都为他的书标注好购买日期或者送达日期，还有为了弄到这本书有哪些特殊的故事也记下来，他对这种走私图书的方式记得非常清楚：“我那些联邦德国的朋友大多把自己的名字写进了书里，遇到海关检查就要编故事了。”朋友们编造的借口“这是我旅途中看的书”让所有海关关员都相信了，那些书从来都没有被送回去。

　　埃克特高中毕业后在波茨坦国家档案处整理普鲁士的海关资料时了解到，可以用一把钥匙或者简易螺丝刀把火车厕所的镶板墙揭掉。于是埃克特也学着把书藏在那儿，等过了边境再取出来。把书藏在火车厕所的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无法识别藏书者的身份。此外，埃克特还用了一个办法，把书装在塑料袋里然后挂在火车厕所里的十字钩上，厕所底部是对着铁轨通道的，这样藏起来的书也没有被发现——或许海关缉查人员坐了几个小时的火车后，也就懒得再去探个究竟了。

　　然而有一次埃克特偷带图书差点儿坏了事儿，连他自己也心惊胆战。讲起这件事，他说道：“我们坐在从布达佩斯开来的火车上，远远地坐在一边，又累又饿。我们把那些来自联邦德国的图书装在旅行背包里放到了地上，然后一位海关关员来到处查看，还查了包里的东西，一直翻看到包底，发现了那些书，然后操着德国靠近捷克边境的口音要求我们跟着走。那节车厢里还坐着一位老妇人，就像一位好妈妈，灰白的头发，上了年纪，体形很丰满，突然也操着这种奇怪的口音冲这位关员喊道：‘放了那些年轻人。您肯定知道，带他们走会有什么后果，您会把他们的生活全毁了。’那位关员红着脸走了，我们继续坐车。然后这位妇人对我们说：‘嗯，成功了吧。我给你们看看我都带了什么东西。’她是一个宗教走私团体的成员，带了一个老奶奶式的小箱子，箱子里装满了俄文《圣经》，这些俄文《圣经》在慕尼黑印好后，被从慕尼黑带到维也纳，又从维也纳带到布拉格，接着由她带到民主德国，然后再从民主德国带往苏联，她肯定冒了相当大的风险。如果那位关员再狠毒一点儿，就可能会说：‘请您也一起跟着来。’”

　　如今，雷纳·埃克特为他的反对态度感到骄傲，他甚至认为受到追踪调查是一种“乐趣”：“是这样的，民主德国反对派一直都有这种自由感，自成一个生活世界。我们也轻视了大多数人民的能力，进而有一种深深的优越感。”这种狂妄——埃克特选用的这个词——最终也在他这一观点中体现出来：每个人都能够拥有每一本书，只需要花费一些努力。但是，埃克特又加以限制性地强调，需要更久的时间和更多的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