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70多岁的老大夫，丁若莹没有想到，自己会被病童家长殴打致住院，只因她拒绝让对方的孩子输液；一对父母根据“小儿安”这个药物名称想当然地给不睡觉的婴儿服用，希望起到安神的作用，但这种药物其实是治疗细菌感染的抗生素；一位老医生每年都带着孙子去打丙种球蛋白针以预防感冒，实际上这种血浆制剂主要用于治疗免疫缺陷病，或者抢救严重创伤感染者。

　　“你会吃药吗？”提及这个话题，不少人，甚至有些医护人员都不以为然，但来自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调查显示，有90%的居民不了解如何安全合理地用药，甚至在用药方面存在严重误区，这些会带来严重后果。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表明，全球1/3的死亡病例不是由于疾病本身，而是不合理用药。2012年，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系统共收到药品不良反应事件报告120万余份。

　　一

　　拥有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硕士学位、中美双重认证职业药师资格、从业达13年的冀连梅在面对家人时，也需要费劲地解释“如何吃药”这件事。

　　她回忆起一次女儿嘉嘉感冒发烧的经历。当嘉嘉刚刚开始发烧，体温达38摄氏度时，姥姥就着急地要给孩子吃药了。冀连梅趁机对家人普及了有关发烧的常识，比如发烧不会烧坏脑子，体温超过38.5摄氏度时再考虑服用退烧药等。

　　当孩子第三天开始咳嗽时，连孩子的爸爸都坐不住了。姥姥更是拿出了自己服用的甘草片，说是害怕孩子咳成肺炎。事实上，这也是许多家长的看法，有儿科专家不止一次地呼吁，小孩子不是成人的缩小版，不能给孩子用成人药。

　　最终，女儿这场普通感冒，大约一周后自愈。

　　“感冒不用药，一周也会好。”听到这个说法，一个27岁的北大硕士惊呆了。在他的印象里，从小到大自己因为感冒没少吃药，从感冒颗粒到头孢等抗生素，有时候为了“好得快”还会挂吊瓶。

　　不仅仅是普通人，有些医生对用药也不甚了解。一个哺乳期的妈妈就因为感冒，被输了利巴韦林注射液。当她向冀连梅咨询时，得到的答案让她大吃一惊。

　　“我实在不忍心告诉她这个药可能对吃奶的宝宝造成影响，不忍心告诉她不应该为治疗可以自愈的普通感冒输液！”冀连梅痛心地说。通过查专业资料，她发现这种抗病毒药物会在体内长期积蓄，并容易使胎儿畸形，在美国只有口服和雾化吸入两种剂型，根本没有输液给药的剂型，连怀孕期的医务人员都要求避免为病人操作利巴韦林的雾化吸入。

　　“即便我们最熟悉的感冒，还有很多人滥用抗生素输液。”冀连梅对记者解释，“在美国，输液是重症或住院病人才需要的，更不存在输液大厅。”

　　二

　　“药师的职能在国内医疗体系中长期被弱化，导致大多数人认为药师的任务就是卖药，只要把药物名称和数量弄对了就行。”北京和睦家医院院长盘仲莹表示。当她2000年到美国著名医院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参观多学科查房时，发现药师赫然在列。药师对药物的肝肾毒性等副作用、药物代谢以及药物间的交叉反应更加了解，更利于医生选择针对性强的药物，并将药量调整到最佳剂量。

　　相比之下，当20世纪90年代冀连梅报考大学时，一位亲戚建议她选择药学专业，理由是药剂师既有铁饭碗，又不用直接接触病人。

　　实际上，根据规定，药师不仅要根据病人病历、医生诊断，为病人建议合适药物剂型（如药水、药丸等）、剂量，还要指导病人服用药物时的注意事项和服用方法，同时，药师还负责核实医生的处方，与医生相互监察。

　　冀连梅把自己形容为“救火队员”“国际刑警”。有时候，她要回答一个哺乳期母亲能否涂抹眼药水的问题，也要告诉大家风靡淘宝的美国小蜜蜂紫草膏并不适用于两岁以下儿童，甚至要回答饭前吃药还是饭后吃药、拔牙后能否吃头孢等抗生素、紧急避孕药有没有副作用等问题。

　　别小看这些鸡毛蒜皮的用药咨询。仅仅是解答哺乳期用药问题，冀连梅就要查文献，并计算药物半衰期，告诉妈妈在服药后多久哺乳。如果该药物在哺乳期禁用，冀连梅会给出替代药物的建议。

　　这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公众无知。一位业内人士说，绝大多数人手里的处方药都是从医院里开出来的，或能够在药店轻易买到。北京一家医院泌尿科的刘大夫，发现自己的患者竟然在药店买到了一种堪称“抗生素中的原子弹”的药物，这种二级抗生素，医院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使用，而患者只是普通的尿路感染。

　　天津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主任宋立刚认为，这种情况是在“以药养医”的医疗体制下形成的，公立医院的收入中，药品收入占了40%，有些医生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倾向于给病人多开抗生素。

　　“政府主管部门的各位大小官员更应该敢于担当，负起责任。”宋立刚说。他认为对那些疗效不确切、不良反应大的药品，应当尽快完善、修改说明书，该淘汰的淘汰，该下市的下市。

　　三

　　在业内人士看来，中国人药物误用问题，也有科普宣传不到位的原因。冀连梅回忆起在美国时，邻居三年级的小男孩对她侃侃而谈抗生素的危害，都是在学校的科学课上学到的。在日本，幼儿园老师都会教授正确的打喷嚏动作——曲臂对着胳膊打，因为捂住口鼻，病毒会附着在手上，更容易传播。

　　打开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药品主页，左上方占据屏幕2/3大小的流媒体图片栏里，4个宣传专题全是指导民众如何用药。据说，这家管理机构每个月都会发布用药安全的科普专题。

　　一张图片上，一个患了感冒的姑娘烧得脸颊通红，捂着鼻子，下面的标题是：检查你的感冒药和退烧药是否都含有乙酰氨基酚。大多数感冒药中都已经含有乙酰氨基酚，很多人同时服用感冒药和退烧药后，无意间会导致药物过量。

　　而在我国的药监局主页里，会议信息铺天盖地，夹杂着零星几个药品安全信息通告，也都是针对医务工作人员的专业性报告，普通人很难从满篇复杂的医学专有名词中识别出能够看懂的信息。

　　这就导致公众很容易偏听偏信。对于“杀敌一万、自损三千”的抗生素，有些人像囤卫生纸一样买很多放在家中，另一些人明明需要服用却拒绝。冀连梅指出，当真正需要抗生素时，一定要足剂量、足疗程地规范使用。在药房发放抗生素时，冀连梅除了口头强调外，还会随药发放一份文字指南，其中特别强调即使吃了抗生素有所好转，也不要提前停药，更不能随意减量，一定要把医生开的抗生素全部吃完。

　　“不按疗程服用抗生素和滥用抗生素没有区别，”冀连梅解释说，“相当于没有把细菌的部队全部歼灭，正确的做法是不留残余，不给它们反扑的机会。”

　　但她发现，目前国内医院的许多药师都形同虚设。在药品回扣的利益纠葛下，药师根本无法真正为药品安全把关，不能为患者审核处方、拦截用药错误。她呼吁国家改革“以药养医”的体制，让药品收入与医生的收入脱离关系，使药品回归它真正的价值，让“药师可以平等地和医生一起为病人的用药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