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忘了是谁告诉我的，酒桌闲扯，很多话原本无主。

　　话说，一位老先生，其名甚响，不过这故事与他的名姓无关，姑且称之为某先生。某日，某先生访友，其平生不爱钱，不好色，唯独爱书，访友为的也是访书。主人多的正是书，室内四面书柜，某先生一柜一柜看过去，忽蹬梯忽俯地，直把人家作自家，差不多忘了还有主人在。

　　忽然，哗啷啷一声脆响，正所谓银瓶乍破水浆迸，某先生差点从梯子上掉下来，定睛看时，碎了一地的是一把紫砂壶，想是方才抽书忘情，将书柜里摆着的一把壶拂落下去。

　　这时，某先生才想起主人，抬起眼，只见主人微笑：

　　“先生欠了我一把壶，日后要拿一瓶好酒来还。”

　　宾主相视一笑。主人自顾取了笤帚簸箕扫去碎片，先生自顾看书。

　　那一日，宾主尽欢。临去时，漫天大雪。

　　如此而已。

　　此事发生在20多年前，1991或1992年。书房主人年近40，在大学里已是教授，正的，笑傲江湖、踏花蹄香，抬眼便是千里万里的锦绣，一把壶岂足挂怀。

　　转眼又是数年，某日，教授闲翻杂志，见一篇文章谈的是制壶名家顾景舟。也是一时无聊，信马由缰往下看，看着看着，教授坐不住了。

　　忽想起，那把壶，原是有题款的，正是“顾景舟制”。

　　教授站起来，几步冲到书柜前，书柜在，书也在，壶自是不在了。教授想了想，拿起电话，拨通了，劈头就问：“那壶是怎么回事？”

　　这是越洋电话，打给他父亲的。教授的父亲也是教授，老教授正随着老太太住在美国的大儿子家。多少年后，老爷子归天，众弟子发一声喊，一拥而上，把老爷子抬成了文化泰斗，回忆文章连篇累牍，老爷子被描述得白衣胜雪，活活就是最后一位民国大师。其实，老爷子只在民国的大学上了一年学，剩下的全在新中国。退休后他将一屋子书留给了小儿子，住到美国去，主要爱好就是推个小车在社区里转悠，把邻居扔出来的沙发电视什么的搬回家，收拾得干干净净，先是藏于车库，渐渐竟登堂入室。大儿子力陈中美文化之差异，苦求老爹入乡随俗，由着美国人败家去，老爷子只当没听见。

　　话说那日，小儿子半年不来电话，夜半三更冷不丁来一次，不问苍生问鬼神，不问爹娘问茶壶，老爷子半天没醒过神来，想不起这一壶是哪一壶，最后把“紫砂”“宜兴”“顾景舟”凑到一起，老爷子才忽然想起——那是“文革”期间，去宜兴出差时，朋友送的一把壶。

　　放下电话，教授只觉得一颗心被人攥住了，是了，必定是了。当日打碎的原是一把顾景舟的壶。这一年，据杂志所说，这把壶值30万，而教授的工资也不过每月三四百。

　　教授一屁股坐到天黑，长叹一声，苦笑。又能怎样呢？难不成再找人家赔壶？罢了罢了，也是命该如此。

　　然后，就到了2013年，教授老了。这些年他过得不好，很不好。他成了一个愤怒的老货，恨官员、恨知识分子、恨富人、恨穷人，恨这个世界和世道，这个世界从他手里骗走了一把壶。谁能想到，一次壶碎事故竟阴险地埋伏着生活漫长无底的坍塌。他忍不住，他一直注视着紫砂壶的拍卖行情。那是迅速上涨的水，眼看着就从脚底漫过了头顶。他身处寂静的海底，星沉海底当窗见，而教授只见到高远的海面上漂着那把壶，顾景舟的壶。那把碎了的壶不断升值，他的人生在不断贬值，直到变成沉在海底的一粒沙子。

　　他已经很多年没见过某先生了。

　　父亲留下的书，他卖给了潘家园一个书贩子，拿到了一笔钱，几十万吧，还算是钱。在空荡荡的书房里看着那堆钱，他忽然想起，那些书其实还远远值不过那把壶。

　　“骗子！”

　　他喃喃骂了一句。

　　那日，我在宜兴，微雨中访吾友葛韬的陶庄，看各种壶。忽抬头，见墙上一帧旧照，一位老先生正在治壶。

　　清瘦，身着旧时工装，凝神注目于掌中壶。

　　心里一动，扭头看葛韬：

　　“这，是顾先生？”

　　“是啊。”

　　哦，这就是顾景舟。

　　顾先生的脸，净如秋水。看着他，心里只是无端地觉得好，好得心酸。

　　竟无话可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