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小镇有一所大学，一个麦当劳快餐店，一个比萨屋，还有一家“老约翰理发店”。我们只有这些社交场所。教授在大学里教书，学生在麦当劳和比萨屋打工。教授和学生都在“老约翰理发店”里理发。

　　“老约翰理发店”已经开了50多年了。50多年来，老约翰给一代代教授和学生剪头，永远只有一个发型：后脑勺从下到上，头发由短变长，到了额头，不管头发多少，一律剪成平平的一条线，画在离眉毛两厘米的上方，像20世纪30年代中国姑娘额头上留着的刘海儿。这使得我给学生们上课的时候，十分赏心悦目，一屋子漂亮学生，不管男女都是一样的发型。平平的刘海儿底下就是一双双蓝眼睛，被刘海儿衬托出来，清纯明亮，找一双出来对视一下极其容易。我想，学生看我也一样亲切，因为我也有一条和他们一样的刘海儿。等某个人的刘海儿离眉毛的距离从两厘米变成一厘米或半厘米的时候，其他人就会提醒他或她：嘿，你该找老约翰去了。

　　老约翰理发的价格和他剪出的发型一样，也从来不变。50多年里，无论物价如何上涨，老约翰给人理发都是5块钱。从我们这个小镇出去的人，很快发现在大城市里理个发至少也要十来块钱，于是，即使头发长了，只要有可能，也要留着回来找老约翰剪。所以，老约翰很忙。他整天红光满面，一边笑眯眯地转动着大大小小的脑袋，把它们修成一个式样，一边向那些理发刀下的脑袋们灌输着他自己简单的人生哲学。他说：“我为什么要涨价？什么东西要变化了都不是好事。我年轻的时候没有皱纹，姑娘喜欢亲我。现在我变老啦，满脸都是皱纹，大家都尊重我，可姑娘不亲我了，只这么轻轻拥抱一下。这好吗？变化是什么？变化就是不正常啦。你们大学的教授、科学家整天在忙着干什么呀？在忙着找出不正常的原因，好让人儿、事儿恢复正常。我若一涨价，他们就会说：‘老约翰的理发店不正常了。’所以，我只要一切正常。”

　　老约翰的日子每天基本上都是“一切正常”。理发店后面的小溪天天流着和前一天同样清澈的水，理发店前面的鸟架子上天天停着一群愉快的蓝乐鸟，他的玫瑰花到了春天就高高地爬在墙上，在窗前探头探脑地对里面的客人点着多情的朵儿，他的休息日必定是带着女儿在绿茵茵的高尔夫球场上玩一下午。

　　后来，我们大学来了一位教数学的年轻教授。这位教授是上海人，据说精通术数。他生在大城市，又是从芝加哥来，所以刚来的时候和我们这个小镇格格不入。学生们暗地里笑他油亮的头发二八开，分出了一条白亮的杠。学生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不等式”，尽管3个月后，他的“不等式”被老约翰毫不留情地推平了。

　　“不等式”来了6个月后，我发现他有两个习惯。一是每隔两个星期就要去“老约翰理发店”理发（所以他的刘海儿总是离眉毛两厘米）；二是每周三都要等在我的教室门口，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谈话，谈“变化即新生”，直谈到我教室里所有学生都走光了为止。

　　有一天，老约翰的女儿简妮来找我。简妮在我的班上，是一个极标致的金发小美人。她说是来问问题的，可问题没问两句，就转去谈“不等式”的滑稽。简妮边说边笑：“‘不等式’上课时脸对着黑板，从来不看我们学生，他是全世界能在50分钟里在黑板上写字最多的人。”简妮还说：“他说的英文很难懂，我花了两个星期也想不出他说的‘etch’是什么意思。半学期后，我终于猜出来了，他说的是‘letter h（字母h）’。”我也跟着笑，心里却突然明白了，原来“不等式”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看上了简妮。

　　教授和学生谈恋爱，在美国大学里是大忌，所以“不等式”做得非常隐蔽。他从来不约简妮单独出去，却对简妮关怀备至。简妮再次跟我谈起“不等式”时，口气已经从取笑变成了欣赏。简妮说：“他说我是金嗓子，等我毕业，他要帮助我到匹兹堡去当歌剧演员。”

　　简妮毕业的那个夏天，有一天我在“老约翰理发店”碰巧撞上老约翰在给“不等式”剪头。老约翰按住“不等式”的头，一边剃他的后脑勺，一边说：“女朋友今天可以爱你，明天可以不爱。只有你妈对你的爱永远不变。你要对你妈比对女朋友好。”“不等式”含糊不清地说：“爱母亲是爱过去，爱女朋友是爱希望。过去永远不会变了，所以不必费心，女朋友琢磨不定，追起来才让人兴奋。”老约翰不同意：“你以为明天就会比今天好？琢磨不定的希望就能比平淡的过去好？”“不等式”说：“人类进步的趋势总是明天会变得比今天好啦。”老约翰说：“那是你的‘人类’在自己骗自己。地球还没有想要毁灭人类，等它要毁灭的时候，所有人造的文明不过就是一个玩笑。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糟蹋，人多了，楼高了，活得长了，这就叫‘进步’？我还不如不要这进步，就停在几十年前，藏在母亲的围裙下嬉笑呢。”

　　老约翰的哲学当然没能说服“不等式”放弃他崇尚变化，天天折腾新花样的嗜好。“不等式”也终于没能说服简妮放弃她和她老爸那种平庸的小镇生活，到大城市里去唱歌剧。结果倒是“不等式”又在大城市里找到了工作，走了。走之前，他对我承认追求过简妮，但失败了。他说：“我就是不懂，她怎么就是不要求进步，跟她老爸一个发型。”

　　后来我也离开了那个小镇。几年后再回去的时候，镇里的大学生们发型乱了，还有染成橘红色的，好像他们脱下了一套朴素、平和的制服，换上了一些吵吵闹闹的戏装。我路过“老约翰理发店”时，看见门口的标价涨成每人7元了。我想起老约翰的话：“变化就是不正常啦。”

　　果然，老约翰死了。简妮嫁给了一个木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