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竹子上刻字、岩洞里题字、城墙上留字，自是文人雅士的习惯。古代文人写诗，题目常常爱写成“题×××壁”“题×××庙”：“不识庐山真面目”是苏东坡刻在庐山西林壁上的，“两山排闼送青来”是王安石刻在朋友湖阴先生房子的墙壁上的。幸亏水上不能写字，不然估计“疑是银河落九天”就被李白写到瀑布上去了。在国人耳熟能详的《西游记》里，孙悟空在佛祖的中指上写道“齐天大圣到此一游”，还在拇指上撒泡尿，成为坏样板，为中国孩子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启蒙课。

　　美国孟菲斯大学历史系教授孙隆基有一个有趣的观点：国人缺乏公共空间的基本礼貌的原因在于对婴儿排泄习惯的训练太过随便。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一般让孩子穿“开裆裤”，可以随时随地大小便。受这种教育长大的人，当众擤鼻涕、挖鼻屎、搓身上的汗垢，在人群中放屁，吃饭时将骨头吐在桌子上，把公共场所当作随便可以丢垃圾的地方，不守时间，不守规则，对身体的多余动作不去控制等，就都不奇怪了。

　　“将‘粪便’任意地倒入客观世界的倾向还包括：在公共场所动辄毫无节制地将怒气和敌意发泄在陌生人身上，以及一种克制不住的侮辱别人的冲动。”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如此写道。

　　现在，华人舞蹈队在纽约十分活跃，凡是华人社区的大众性活动或大型活动，中老年舞蹈队的身影都会出现，为中外民众送去腰鼓表演、传统舞蹈。平日里他们就在布鲁克林的日落公园里排练，但因前去该公园锻炼或跳舞健身的华裔民众越来越多，且华人大多喜爱在音乐的伴奏下大跳集体舞或交际舞，所以总是引来不堪这些音乐与噪声骚扰的公园周围居民的抗议与抱怨。结果是，有警员前来将带头者铐起来并开出传票，被诉者不得不出庭应诉。

　　可以说，“占领公共空间”在外国人看来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抗议的力量，但在中国人看来，不过是日常习惯的一种而已。

　　学者朱大可认为，中国人缺乏公共空间的基本礼貌，肆无忌惮地大声喧哗是其中一种表现。此外还有碰撞别人后毫无反应，更不会致歉；在车上哄抢座位，拒绝给老人和孕妇让座；随地吐痰和小便，吃饭时大声咀嚼。

　　但这些在中国几乎是约定俗成的规矩，在大多数国人看来，并不觉得不妥。每年杭州西湖都有许多游人会把脚伸进湖中，杭州市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认为：“这从侧面说明了西湖水质好，大家愿意亲近，我们挺欣慰的。”支持此行为的一些人认为，动辄责怪“国人素质低下”缘于自卑。没必要一遇到事情，就拿国民素质低来说事儿。

　　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一场自上而下的生活习惯改良运动渐次在中国大地展开。与1952年的“爱国卫生运动”和1981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甚至1934年至1949年间，“中华民国”政府推出的“新生活运动”相比，以往都是中国社会内部的运动，而这一次则是因为国际交往而起，它可以与提升现今中国国家软实力、提升国际地位相提并论。

　　至于谁在抹黑中国游客，涉及对文化的尊重与了解，游客的品位、消费习惯，以及民族情感的好恶，实在过于复杂。从笔者采访得到的数据而言，中国年轻一代的情况优于前辈，因为受过良好教育，出生在殷实地区的人居多。

　　类似的例子可以从邻邦的日本人身上看到：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现代警察之父”川路利良曾被派去法国考察，他在坐火车的时候出恭，按照日本国内当时的习惯，他用报纸包着大便丢出了窗外，结果砸中一人，大出洋相。可时过境迁，随着教育的普及和教育程度的深化，日本人成为各旅游国家最受欢迎的游客。

　　即便如此，日本人依然在反省，他们认为，他们在国外过度亲切，那些习惯性带着的、却没有眼神交流的微笑，总会招来欧美人的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