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看公家建筑，不是因为它们设计得分外迷人，而是它们很会说故事。不同政府的办公楼和他们的国会，都能告诉你这是个什么样的政府。那天在电视上看布莱尔告别英国下议院，他走的时候全体议员起立致敬，相当难得。我特别注意到坐他对面的保守党领袖大卫·卡梅隆，站起来之后回过身去挥了挥手，要后头的党友也都起来鼓掌欢送布莱尔。这个动作很好玩，简直就像在喊：“兄弟们，都起来吧！”有点学生团体的感觉。

　　其实英国下议院向来就像学生会，甚至还有街坊俱乐部的感觉。虽然大家谈的是国家大事，而且发言的时候也都照足会议常规，但总是声响不断。遇上精彩的发言，大伙们又拍手又跺脚，叫好声连连；要是遇上不能苟同的意见，小则摇头叹气，大则喝倒彩。这么活泼的互动气氛是怎么来的呢？

　　我怀疑它的建筑一定起了些作用。世上大概很少有比英国更寒伧的国会议事堂了，明明是战后才重新修建的，偏偏坐不下全体议员。而且除了最靠近中央的那两行之外，大家都没桌子，连文件都不知要放哪儿。更怪的是，包括首相在内，议员们竟没一个有独立座椅，全部都得像学校运动场一样，排排坐长凳。如此拥挤的国会，气氛当然很“亲切”。

　　比下议院更妙的就是“唐宁街十号”了，很多人都说这是全世界最出名的地址，但问题是它为何是个“地址”呢？想想看，白宫、中南海、凡尔赛宫、克里姆林宫……全世界有哪一个大国的领导人官邸是有地址的呢？就算有，肯定也都被这个宫那个府的响亮名号遮住了。只有英国首相办公居住的地方不叫首相府，却以地址著称，活似个民宅。

　　为了解开这个疑惑，我把英国历史学家谢尔登(Anthony Seldon)的《唐宁街十号》(10 Downing Street)由头到尾读了一遍。虽然找不到明确的答案，但起码有点眉目了。

　　原来这座房子是18世纪的乔治二世送给“首席财政大臣”华普尔(Sir Robert Walpole)的礼物，但华普尔开出了条件，说他不能以私人名义接受唐宁街上的这幢房产，除非将它保留给日后所有当上首席财政大臣的人。所谓“首席财政大臣”，其实就是后来的首相，自此之后，唐宁街十号就成了内阁首辅的官邸。直到今天，它大门上最显眼的东西除了那个十号门牌之外，就是一小块刻“首席财政大臣”字样的铜板了。

　　既然它本来就是唐宁街上的一座民宅，以英国政治人的习性，也就犯不上为它弄个堂皇的名号。何况按照当时贵族的标准看来，它真是普通得紧，面积不算太大，装修更是平凡。尤其那沿用至今的门厅，狭小得像一般人家的客厅。你真不敢相信这就是日不落帝国最有实权的大人物工作起居的地方，就算后来英国没落了，好歹也是G8成员吧。难怪我们有那么多镇级政府争建“白宫”，却从没听说有地方要盖座“唐宁街十号”的。

　　由于唐宁街十号太过寒酸，所以一直到20世纪初叶，许多有钱的首相都宁愿继续呆在自己家里，只把它当作个办公厅。例如打败拿破仑的名将威尔逊拜相之后，就一天也没住进去过。但第一任工党首相麦当劳 (Ramsay MacDonald)就不同了，对平民出身的他来说，这简直就是豪宅了。1924年他搬进来的时候很头痛，因为他没钱添置家具去填满整幢楼，结果要托他的妹妹趁百货市场大减价的时候用五十英镑去买齐床单之类的细软。依照规定，公家可不管你首相自住用的家亻私电器。不单如此，首相晚上若想请厨子来几道好菜和家人享受享受，也得像去餐馆一样另外付费。因为唐宁街十号的厨师受聘于国家，只负责必要的公务午餐、茶点和国宴，他并非首相能够任意支使的私人仆役。故此在唐宁街十号的历史上，多数首相搬出去的时候要比搬进来时更穷。

　　说到搬，也没有别的国家比英国更残忍。大选结束，卸任首相就得实时迁出，好让新首相立刻入住，有时候急起来甚至要在一两天内清空所有家当，其狼狈可想而知。有人说这是为了恪守华普尔以降的传统，不能搞错国产是私财；但也有人怀疑这是做戏，为了向世人炫耀英国民主精神的光荣。怎样也好，布莱尔不用操这心，倒不是因为他早就做好辞职的准备，而是因为他一开始就和布朗商量好了，他一家人住进比较宽敞的唐宁街十一号财相官邸，相对狭小的十号二楼则交给首相梦做了十年的布朗。所以这位新首相根本连家都不用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