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的自大与保守，让世人诟病不已。但在大清国200多年的基业中，有2.5位皇帝曾大胆地张开双臂拥抱欧罗巴文化。第一个是一手缔造“康乾盛世”的康熙皇帝，另一个是在积贫积弱的国运中，试图通过“戊戌变法”来扭转时局的光绪皇帝，剩下的半个皇帝就是“亡国之君”宣统了。康熙在与俄国进行《尼布楚条约》的谈判中，逐渐意识到精通俄语与拉丁语人才的重要性。他于1708年设立“内阁俄罗斯文馆”，让八旗子弟“专习俄罗斯文字，以备翻译”。到雍正年间，又从四译馆中分出“西洋馆”，“招满洲青年专修拉丁文”，以《华夷译语·拉氐诺话》作为教材。《华夷译语》本是洪武年间官方编纂的一部蒙汉对译辞书，后来逐步扩充收录语种，成为中国近代早期外文译汉文的官方辞书。可笑的是，《华夷译语》沿袭了历史上汉译佛经的体例——外文词条都是以汉文注音，如“Don’t answer at random”（别乱说）注音为“洞脱，唵五史为，阿脱，而蓝道姆”，其教学效果可想而知了。一个多世纪后，光绪皇帝就聪明多了。极具维新思想的光绪学习英语的热情很高，每日凌晨4点就开始上课，在阅读和写作方面都表现出相当的悟性，但口语糟糕至极。他计划用英语做新年献词，并致函各国公使。无奈，公使们不给面子，纷纷婉言谢绝。虽然不得已身为“傀儡”，但他以九五之尊带头学习“呕哑嘲哳难为听”的“蛮语”，还是提高了英语在宫中的地位，紫禁城内很快掀起了学英语的时尚。

　　“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是中国维新思想的先驱。为获得关于西方的第一手资料，55岁时，林则徐开始自学英语。怎奈当年没有音标，林则徐学习英语只能靠死记硬背。一年12个月的名称、常用的专有名词、英文数词、各种外币单位及英美等国驻粤官员的姓名，都在林则徐的背诵范围内，但佶屈聱牙的英语发音着实让林则徐为难了一番。为了便于记忆，他利用汉字给英文单词注音，比如在China的后边注上“柴诺”，doctor后注“诺克拓”，trade后注“吐烈”。

　　到了晚清，皇权已被架空，国家权力被牢牢掌握在汉族地主阶层手中。虽然李鸿章丧权辱国，但他仍是“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李鸿章是著名外交家，他不会外语，却深谙“临时抱佛脚”之道：每每出使之前，都会找翻译学几句寒暄语，现学现卖，倒也应酬得来。

　　有一次出使沙俄之前，李鸿章又请来翻译，想故伎重演。怎奈俄汉发音差异巨大，李鸿章怎么也记不住。最后，他索性在随身携带的扇子上，用汉语记录了俄语发音：“请坐——杀鸡切细”（Садитесь），“谢谢——四包锡箔”（Спасибо），“再见——大四位达理也”（Досвидания），等等。虽说方法不考究，沟通效果却不差。二战后的雅尔塔会议上，丘吉尔也用现学的俄语向斯大林打招呼，结果斯大林听了之后毫无反应，倒是苏方的翻译打破僵局，询问丘吉尔：“首相阁下，您说的英语，怎么我一句也听不懂呢？”

　　曾国藩的次子曾纪泽，将这种用汉语注音的学习法发扬到极致。《翁文恭公日记》记载：“诣总理衙门，群公皆集。未初，各国来拜年。余避西席，遥望中席，约有廿余人，曾侯与作夷语，啁啾不已。”毕竟不是正规的教育，虽然此时的曾纪泽可以“啁啾不已”，但是真正的美国人说他的英语确实“流利但不合文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