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在山东出差，有个人敲旅馆房间门找我，抽支烟，喝杯水，坐那儿聊。他说：“你可能要失望，我是一个没有故事、没有情节的人，我什么都没有。”我一听，觉得有意思。我也看得出，他有一种难以自抑的诉说的欲望。我问：“你还没有什么？”他说：“我连性格也没有。”

　　他学化学出身，家里三代都是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总在那儿锄草。他的老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告诉他，美国有一种锄草剂，撒下后地里不长草，只长农作物，他就想研制中国的锄草剂。但当时搞科研是“白专”，他就假借学英文版《毛选》学外语，然后帮着整理书，以便进资料室看国外的资料。即使这样也容易暴露，于是他决定让自己消失。其实1957年反“右”以后，他看到那么多人毁了，就悟到：在中国社会里，想做成一件事，最好的办法就是消灭自己——消灭自己的个性、脾气、声音，不让别人看见你、注意你，在人群中好像不存在。我一听，汗毛孔都张开了。

　　整个十年，没有人找他麻烦。任何时候开会，他都在角落里坐着；别人欺负他，他也不发脾气；他从不大声说话，也从不直视别人的眼睛，因为只有你看别人，别人才会注意你。他做成了，中国当时六百多种杂草，他说他都有办法。他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一位很受重视的专家，国内外会议都找他，也有姑娘争着要嫁给他。可他忽然觉得自己很可怕，没有性格，没有历史。他说：“我不是一个人，被异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