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塞北张家口地区已两年了，但分配工作的事仍然遥遥无期。面对着一望无际的田野和群山，我不知多少次感慨：这辈子还能搞音乐吗？
在1971年一个寒冷的冬日，我走在张家口灰蒙蒙的街头，专业用品商店里的一架钢琴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站在这架簇新的星海钢琴面前，我不禁屏住了呼吸……
钢琴！钢琴！
我们这群中央音乐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六八届的同学，是1969年下放到这个军垦农场的，属六十五军直属炮团。那一年，中央音乐学院全体师生被下放到河北省三个不同的地区，除了我们这塞北的六八届以外，还有天津葛沽及邯郸清风店两处，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的家父家母就在清风店那一处。学校所有教学工作全部停止，别说这整整三年没见过钢琴，自“文革”以来，大家早已与“样板戏”以外的音乐绝缘了。
这次进城与钢琴相遇真是个意外的收获。此刻，我看着这架钢琴，实在百感交集。
没想到刚一伸手，售货员大喝一声：“别动！干什么的？”
也难怪售货员起疑，看看我当时的德行，人家不把我当土匪也难：旧狗皮帽下的一副眼镜只有一条腿和一个完整的镜片——那是前一阵为抢救堤坝漏水，紧急中被同学踩的；沾满泥土的旧棉袄缺扣子，是用一根麻绳扎在身上的；那时生活虽苦，却也没忘记耍帅，特搜来一双旧高筒马靴蹬上；当日被踩碎的假门牙尚未修好，以至于一张口就多了个黑窟窿……所以，售货员最终也没有准许我碰那架钢琴，不过他总算把价钱告诉了我：由于琴盖上的一条撞痕，此琴折价为六百元！
兴冲冲回到连队后，立刻又发起愁来：哪里有钱呀？虽然我们算是“学生连”，每月有十八块钱的津贴，比普通战士多，那也是仅够温饱而已，要买钢琴，门儿也没有！左思右想，主意来了：找陈邵华借！
记得我向这位学姐开口借钱时，她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随即把六百元的现金送到我手中。
李八瓣儿
我们的李连长是个高大英俊的壮汉，极豪爽，大家都很喜欢他。一次他向全连同学训话，讲到激动处，满脸通红，说：“想过吗？你们吃的每一粒粮食，都是农民一颗汗珠摔八瓣儿地种出来的！”从此，他的绰号就成了“李八瓣儿”。李连长知道后，倒也毫不在意。
所以，这次我才鼓起勇气跑到连部门口，说明了要买钢琴的事由，并要求连长让我“把钢琴运进连队”。
他惊讶得眼睛都瞪圆了：“神经病！黄安伦，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你知道你们是来干什么的吗？革命队伍敞开大门让你们进来，是让你们和工农兵相结合改造灵魂的。你不好好‘广阔天地炼红心’，却要买钢琴，搞什么搞！”
我的台词早编好了：“宣传革命样板戏呀！没有钢琴，党和国家多年的培养就全浪费了。这不，咱们连如果有了钢琴，我就能给战士们弹《黄河》啦！”
此时李八瓣儿的眼光早已变成神往，兴奋得一拍桌子：“黄安伦，好你个小子！这样吧，你如果有种真的把钢琴弄来，我就一定给你找地方放！至于运琴的事，我这就报告上级，你进城先去团部。”
这一下全连轰动，大伙儿奔走相告。我们连队地处张（张家口）宣（宣化）公路之间的一个小村子，叫沙岭子。从火车站到营房还有一段山路，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管弦系拉小提琴的同学许斐尼——大钢琴家许斐平的哥哥——当时是炊事班长。动手的那天，他一拍胸膛：“这里的事我来搞定，你快去吧！”
当我和另一个同学姜大鹏赶到城里，团部早已准备妥当，不仅给我派了辆解放牌军车，还调了四五个战士帮忙。
汽车，火车，驴车
当我带着战士们风风火火地跨进店里，着实把售货员吓了一跳。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破棉袄里掏出那厚厚的一沓钞票，神气地拍在柜台上：“这钢琴，我要了，把它给我打开！”
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当即在这塞北古城响彻云霄，我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是列宁最喜欢的革命歌曲！”我边弹边这样告诉大家。
姜大鹏一扯我袖子：“快走吧！”大伙儿赶快把琴抬上军车，直奔张家口火车站。车还未停稳，姜大鹏早已一跃而下，冲进了站长室。
开始，站长对他提出的要求都表示爱莫能助：“免费？这是国家财产！就算我准了你们，车厢里也放不下这么大个家伙……什么？延长在沙岭子的停车时间？你想破坏国家铁路运输呀？”姜大鹏鼓动他那如簧之舌：“站长，您听，车站里正广播什么呢？对啦，钢琴伴唱《红灯记》！可咱张家口还从来没有演出过这些样板戏呢，是不是？部队下这么大力气帮我们把钢琴都运到您跟前了，您只要帮上一把，不瞒您说，咱们张家口文化大革命样板戏的大高潮，就将从您这儿掀起来啦！”站长一拍大腿：“中！”当即抓起电话，调整了沿线各站的时间表，把在沙岭子站的停车时间由原来的一分钟延长到五分钟。一声令下，火车头拖来一节空的货车厢。“搬吧，别误了时间！”
军车上的战士们一阵欢呼。姜大鹏得寸进尺：“报告站长，还有一事相求。”“你还想怎么着？”“麻烦您打电话通知我们连里，大伙儿好接车呀。”“行！”“谢站长！”
列车刚到沙岭子，我就听到欢呼声四起，好像过节一样。一探头，好家伙，全连百十来号人早把这小小的山村火车站挤满了。许斐尼驾着他们炊事班的驴车停在最前列，正向我招手呢。我只记得车刚停下，上百条手臂就伸了过来，我还未反应过来，钢琴已经像个水面上的火柴盒一样漂了出去，稳稳地放在了驴车上。
驴车一直拉到连部门口，大伙儿把我推了进去。
李八瓣儿连长早已等在那里：“好小子，你有种！‘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去，那里就是你的琴房。”而邯郸清风店方面，部队则截获了我向爹妈要钱还账的信。那里的领导在大会上批判：“有人纵容子女买什么钢琴！”在他们把信拿给家父看时，家父在领导面前骂了一声：“混账！”其实心中在暗喜，很快就把钱给我汇来，还给了陈邵华。
不久，别的同学又搞来两架钢琴，其中朱晓玫的一架缺弦，大家索性用钢丝代替。电影学院的同学则想方设法展开学习，而管弦系的同学早已练起琴来。大家总算第一次全面恢复了业务。
我们信誓旦旦地向李八瓣儿连长保证：“这钢琴只奏革命音乐！”其实，什么肖邦、莫扎特、贝多芬、巴赫……早已全面“复辟”了。难得连里对此一概视而不见，我真要一辈子对李八瓣儿感恩戴德。
山沟里的音乐会
我这“第一架钢琴”的故事一下子传了开去，葛沽、清风店方面立即跟上，大家各显奇谋，也纷纷把钢琴弄到了部队。
一个收获是我们每个同学都始料未及的：经过这些年的艰苦磨难，大家都对音乐有了更深层的认识，生活的体验使我们领悟到音乐经典曲目中最隐秘的内涵，这些在学校是绝对学不到的。
终于有一天，我们组织了一场小小的音乐会。为了这场音乐会，瑞丽借回北京看病之便，用扁担挑来一大堆乐谱，大家赶忙手抄分谱准备。到了那天，再把我的琴和朱晓玫的搬到一块儿。男生们负责到附近村里搞来肉和几只鸡，女生们则大显身手，生火做饭。大家先饱餐一顿，然后几两黄汤下肚，音乐会开场了。
当瑞丽奏起贝多芬的《月光》时，忧郁深沉的气氛笼罩了整个屋子，大家都陷入了沉思，火光映红了面颊上的泪珠。
我知道，从此，我们与音乐再也不能分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