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收起起落架的时候，机身猛地一震，我急速地右倾。“不要紧，就这么一下。”一只手温和却很有力地拉住了我的胳膊。

　　这声音来自我身边的一位白发老妇人。她穿着灰色羊绒衫、毛呢长裤，显得十分干练，她的白发卷曲，一双灰色的眼睛毫不因年迈而浑浊。这双眼睛让我认定她来自德国或者法国的某个地方。

　　“您的北京话很像我外婆讲的那一种，现在不大有人这么说话了。”我试探着说。老人的脸上涌起一种祥和：“这是我20岁时开始学的中文口音，1936年，还没有开始抗日。”我飞快地算出老人的年龄——80岁。但她的确不像80岁的女人。

　　飞机慢慢爬升，老人如自言自语般轻声讲述起自己的故事。她的家乡在德国法兰克福，父亲是一位建筑学教授。当时父亲有一名学生——一个英俊的湖北小伙子，他讲一口流利的德文，常常出现在她家的客厅里，在和父亲讨论问题的时候偶尔会偷偷看她，那时她17岁。两年后，25岁的湖北小伙子回国前留下一封信，除了用德文规规矩矩写下的致谢词之外，还有一张中德文对照的地址卡片：中国武汉……这个地址她只用过一次，用于给他发一封简短的电报：“将来武汉结婚，请等待。”

　　两人结婚后，一直在中国生活，1966年丈夫去世之后，她便定居北京。60年的时光已经让她完全中国化了，她穿过列宁服，拿过红宝书，有中国人人手一页的户籍卡片，用过粮票、布票、肉票……她讲一口地道的老北京话，她打趣说这叫作“嫁鸡随鸡”。在她的观念里，丈夫的家就是她的家，所以，她每年回一次武汉。

　　从她的讲述中，我飞快地算出一个数字——30年，一个德国女人为一个中国建筑师守寡30年。我无法想象，是否老之将至或者老之已至的人，面对逝去的浪漫、时代的变迁、亲人的离去和生命的终结，都会有一份类似的平和。正如我无法想象，1966年她的丈夫和当时许多不堪忍受污辱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将生命连同他们婚姻中那一份相守的承诺一起结束时，是怎样一种切肤之痛。老人的叙述中没有任何愁苦，她几乎完全沉浸在少年夫妻的甜蜜之中。

　　飞机开始降落。“我可以知道怎样在北京找到您吗？”我小心地问。“五天以后我返回北京，咱们要是有缘，就还可以碰上。”她笑着说。

　　在武汉市中心找到一家酒店住下来，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订下五天之后返京的机票，只为能与她重逢。因为这位老人，我开始无法抑制地想家，想念将在我返回北京时离开家去出差的丈夫。

　　事实上从我做记者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开始习惯和丈夫的分离。他像灯一样守在一个固定的、叫作“家”的地方，而我像鸟儿一样乱飞。

　　我拨通家里的电话，是丈夫的声音：“就知道是你。”于是我给他讲起那位老妇人，丈夫静静地听着，就像每一个晚上我捧着茶对他云山雾罩地讲，而他对着我默不作声。“我知道你是欣赏我的。”相隔千里，我忽然就有了表达的冲动，而这是平日里我不会做的。

　　丈夫在笑，但他的话依旧淡然：“我在洗衣服、床罩还有窗帘，你想想，一个老婆出差了的男人，除了这样消磨时间还能怎样？”这是丈夫一贯的表达方式，我似乎只有在异地的夜空下才能感觉到其中的深意。

　　五天的时间很快过去，在离开武汉前的最后一个上午，我专门去给丈夫买了一件毛衣。这是我若干次出远门中唯一一次带礼物回家。

　　我提前一个半小时到达机场，逡巡在换登机牌的地方，等待那位令我难以忘怀的老妇人。当灰色的身影出现在我的视线中，我们相视而笑。老人拉住我的手：“小姑娘，缘分也让你刻意营造出来了。”显然，武汉之行令她十分开心。

　　“下了飞机有男朋友接吗？”我摇头：“我丈夫今天下午的班机，出差。”老人笑了，双眼眯成一条缝儿：“聚少离多，我们当年也这样。你丈夫一定很不希望你出差。”我点头，说不出话，忽然就很想哭。“因为有分离，才显得在一起的时候很宝贵。”老人拍拍我的手，“我们在一起30年，之后我有30年的时间用来回忆。你离开家五天，有四个夜晚用于相思，很充实，对不对？”

　　我的眼泪落下来，打在她的手背上。我们仍然在机场告别。她钻进计程车之前很认真地问我：“小姑娘，你知道婚姻是什么吗？”我一时语塞。

　　老人粲然一笑：“婚姻就是把稳定送给你爱的人，把浪漫留在你心里。”

　　回到家，看到丈夫留的字条：“我会用魂斗罗第六代的速度快去快回。”桌布、床罩和窗帘都是新换过的，屋子里飘着淡淡的姜花味道。我抱着那件柔软的新毛衣坐在地板上，把它贴在脸上，想着老人说的话——婚姻就是把稳定送给爱的人，把浪漫留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