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秋季的一天，北京大学西斋丙字12号宿舍里，后来成了著名历史学家的顾颉刚，与后来当过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傅斯年正在商谈，要不要将一个叫胡适的新教授从北大哲学系的讲台上赶走。

　　两人虽住在同一间宿舍，却不是一个系的，顾是哲学系，傅是中文系。这一年顾24岁，傅21岁，同是二年级学生。他们不知道他们后来的成就，更不会知道他们此刻商谈的事情，将决定北京大学学术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

　　顾颉刚说，他们系这一学期来了一位新教授，叫胡适，是美国留学生。原先的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两年才讲到商朝，这位新教授却抛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宣王讲起。同学们都说这是割断中国哲学史，这是思想造反，这样的人怎么配来北京大学讲哲学史。同学们想将这位教授赶走，他自己倒是觉得胡先生讲课很有新意，但也拿不定主意，希望对方去听听课，做个评价，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位新教授赶走。

　　同是二年级学生，仅是学科不同，且顾还要长傅3岁，为什么顾要如此郑重地向傅请教以做定夺呢？

　　这就要说到傅的本事了。

　　傅斯年天分极高，11岁时读完“十三经”，许多篇章都能背诵。在北大预科三年，已显出不凡的才学。和他同年级，后来成了著名文史学家的毛子水曾说，在北大读预科时，傅曾对他说，“张皋文在清代学者中，文章和学问都是第一等的，而都不是第一”。毛对傅所说的第一的含义虽不甚明确，但颇惊骇于他诵读的广博、见解的卓异。其时北大预科尚是桐城派经学大师的天下，如此深厚的旧学功底，自然受到老学究们的青睐、新学生们的钦羡。此后不久，章太炎弟子入主北大，所器重者仍是旧学，只是治学方法有所不同。这样一来，入本科后傅斯年又交了好运，很快便受到刘师培、黄侃、陈汉章这些国学大师的器重，尤其黄侃，更是视其为高足。傅斯年在学生中的声望，较预科时更为彰显。

　　再则，傅斯年在学生时期，就表现出了极强的组织能力，是闹学潮、赶教授的一把好手。且不说在后来的“五四”运动中，此人是集会游行的主要组织者，就在跟顾颉刚谈话前不久，他便做了件漂亮的赶走教授的壮举。据罗家伦回忆：

　　朱蓬仙是章太炎的门生，学问不能说没有，只是所教的《文心雕龙》非其所长，在教学时不免出了好些错误，可要举出这些错误，学生们的笔记终究难以为凭。恰好有位同学借到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傅斯年审核。傅用了一夜的时间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蔡校长。蔡先生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可他不信这是学生们自己发觉的，为预防教授们互相攻讦之风，于是突然召见签名的全班学生。同学们慌了，害怕蔡先生要考，又怕傅斯年一人承担这责任未免太重，于是大家在见蔡先生之前，一人分担了几条，预备好了方才进去。果然蔡先生当面口试，分担的同学回答得头头是道。考完之后，蔡先生一声不响，同学们也一声不响，一一鞠躬退出。过后不久，遇到一个适当的时候，朱蓬仙果然不再教这门课了。

　　傅斯年也很自负，听了顾颉刚的话，同意去听听胡适的课，以决定是不是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课堂赶走。认真地旁听了几次之后，傅斯年对那些要赶走胡适的同学们说：

　　“这个人虽然书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于是胡适留在了北大哲学系。

　　当然了，胡适继续留在北大教书，不能说全是此事起了作用，但是对于一个刚刚回国的留学生来说，若是一出马便失了前蹄，从马上栽了下来，对日后事业的发展，不能说不是一个莫大的障碍。可贵处还在于，傅斯年从未以此自傲，多少年都没向胡适说过。傅斯年去世后，胡适在怀念文章中提及此事，动情地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思想一般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之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雪 茹摘自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一书）